人类学中的主位与客位研究方法探析

“主位”与“客位”概念是人类学研究中较为重要和基础性的一对范畴，尤其在如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以及随后的民族志写作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追溯人类学中主客位概念的引入，前后有着比较复杂的过程。简单地说，“主位”(emic)与“客位”(etic)一词最初是由语言学家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在1954年所使用的。他指出这两个词分别是利用“音位学”(phonemic)和“音素学”(phonetic)的后缀创造出来的。分别表示“局内人”和“局外人”的看法^[5]。语音学(即音素学)根据发音研究某种语言的声音，这些语言的发音因通过人体各部分发挥的不同作用和声波对环境产生的独特影响而被分门别类。音位学研究的声音属于某种隐含而无意识的语音对比系统，本地语者借着内在于他们头脑中的对比系统，识别其语言中有意义的发音。也就是说，不懂本地语的人(外部视角)看语言看到的是其结构即其物理属性，而以其母语者(内部视角)看到的是语言本身的意义即其社会属性。派克认为这种语言学上的分析方法对于文化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的主位研究，类似语言学中的音位分析方法，从文化内部看文化，更容易理解特定文化所包含的特殊意义；文化的客位研究，类似语言学中的音素分析方法，从文化外部看文化，更多是和自身文化相比较当中去理解文化的差异。

其实早在派克创造“主位”“客位”两个词之前，类似的研究方法已经被人类学家所运用，只是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论述和讨论。比如，以博厄斯(Franz Boas)为首的历史学派在田野调查当中，就已经非常强调当地人的想法(即后来被称为的主位方法)。博厄斯指出，“如果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就是我们严肃的目的，那么对经验的全部分析就必须建立在他们的概念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概念基础上”^[6]。此外，也有一些人类学学者在田野工作中实践着这两种不同的研究立场。而有关民族志主位方法的一些更重要的纲领性阐述是由弗雷克(Frake)、格拉德温(Gladwyn)、斯特蒂文特(Sturtevant)和古迪纳夫(Goodenoungh)于1957年提出的。例如，其中古迪纳夫就通过关注文化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学习文化的工具。通过学习和使用其语言去了解和获得另一个社会的文化——对文化的分析可以通过对具有文化意义的语言的分析、语义学分析来获得。

通过对言语行为的观察可发现文化的形式。不过，像这样的分析虽然与前面所说的派克的“主位”“客位”这些语言学概念有关，但已经是以人类学家的立场在进行讨论。当然，这与后来更为明确的人类学中的“主位”“客位”的方法概念相比，应该还算是中间过渡的发展形式。在诸多前人基于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讨论的基础上，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对主客位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最初是在1964年的《文化事务的本性》一书中引用派克的主位客位两个术语，主要还是讨论有关语言行为方面的内容，后来在其《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人类学概论》两本书中则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主位客位研究方法。哈里斯认为，想要全面的说明一种文化，可以从事件参与者和旁观者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一文化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前一种方法叫主位法，后一种叫客位法。这两种方法对于田野调查来说都是必要的。哈里斯指出：“在进行主位文化研究时，人类学者要努力去获得必要的有关类别和规律的知识，以便能像当地人那样去思考问题，去行动。”客位研究方法常把当地提供情况的人认为是不恰当或无意义的活动和事件进行比较和评价^[7]。

对于主客位研究方法，在人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不同的人类学家也有不同的偏好。在人类学发展的早期，人类学家们更多的是运用我们现在认为的客位意义的研究方法，即将自己完全当作局外人看待土著人及其日常生活，按着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去评价土著人的文化行为，其结果是形成了进化论和传播论等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理论。但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开始，情况有了转变。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马林诺夫斯基悟到想要真正了解土著人的想法，必须要贴近他们的生活，尽可能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去想问题，从而开创了这种“移情”式的研究方法。之后很多著名的人类学家都沿着马林诺夫斯基的道路，在研究中非常注重当地人的想法。又如，历史学派的博厄斯等人和解释学派的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等都比较强调主位研究方法。

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两种方法哪个更优，实际上，它们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和取向，各有优缺点。主位视角由于是“从内部看文化”能够从当地人的立场去思考当地人的问题，从而相对来说更容易理解被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情感表达和行为活动背后的意义。对于理解特殊群体独特的文化体验和解释一个特殊群体文化的细微差异有更大的作用。由于长期共同的生活体验产生的情感共鸣，能够更深刻地体悟“局外人”所无法理解的文化细节，获得更多地在“局外人”看来无意义的，而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文化信息。但是主位研究方法也有它自己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如何能真正做到从当地人的立场和视角看问题，这是个难题。如果研究者就是当地人，那么情况可能会好一点，毕竟他对当地的语言到文化都很熟悉，能更好地理解当地人的想法。(www.xing528.com)

但与此同时，由于太了解反而对很多重要问题会熟视无睹，失去研究者需有的敏感性，从而可能会影响其研究结果。而如果研究者是个对当地毫无了解的外地人，且对其语言也不熟悉，这虽然能使他保持对各种现象的敏感性，但同时却降低其从“内部视角看文化”的质量。因为，语言的障碍会使研究者缺失很多有用的信息，即使学会了当地语言，但语言所负载的各种文化内容却不是一年半载能够领悟到的。此外，毕竟一种经过千百年的积淀而形成的特殊文化形式，并不是研究者一朝一夕就能习得的。这也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人类学家经过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也许能够发现这个社会在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权利形式的一系列关系，即其“客观结构”，而很难“习得”积淀在个人身上的由一系列历史关系构成的“身体化”结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文化人类学研究者并不能感知一个当地文化持有者所拥有的相同感知。他所感知的是一种游离的，一种近似的或以……为前提的，以……而言的，抑或诸如此类通过这种修饰语言所涵示的那种情景^[8]。

客位研究方法，从外部视角看他者的文化，也有其自身的优点。就如我们通常所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类学家作为旁观者看异文化时，更容易看到这一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的独特特征，能够发现很多被他们自己习以为常的，自己发现不了的问题和意义。更容易看到事物的整体结构，更容易看到整体和其他相关现象之间的联系，也更易于发现和预测研究对象的发展脉络和趋向^[9]。但同时客位分析方法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单一的客位描述往往造成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用研究者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等去衡量另一种文化，很容易排斥和贬低对方或者强加给它原本不存在的意义，做出不合理的解释等。

事实上，在实际的研究中，主位视角和客位视角并不是截然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相互渗透的一对范畴，很多情况下二者也很难进行绝对的区分。比如在人类学的结构调查中，因为任何结构调查都必须依赖于人的言语反应(而不是直接观察)，按照哈里斯的定义，可能认为这是主位方法的。但是结构调查经常由田野工作者根据自己的观察者的理论观点来设计，并按照人类学的(而不是“土著”的)范畴来解释^[10]。

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的主位研究或绝对的客位研究，人类学家所要做得更多的是对二者取长补短，将二者结合起来，寻找一个平衡点。就如吉尔兹所说，“既不应完全沉湎于文化持有者的心境和理解，把他的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真正的巫师写的那样；又不能像请一个对于音色没有任何真切概念的聋子去鉴别音色似的，把一部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几何学家写的那样”^[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