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的优化和探讨

《文化模式》^[49]是本尼迪克特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共分八个章节，前三章依次阐述了“关于习俗的科学”“文化的差异”和“文化的整合”，第四章至第六章则是以三种不同的文化为例揭示了文化模式的不同选择在各个行为领域的表现。最后，第七章和第八章，本尼迪克特讨论了“社会的本质”以及“个体与文化模式”。在这部著作中，本尼迪克特强调一种文化的整体观和相对论。此外，她将个体心理学的概念运用于团体的分析，从而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开创了集体心理学的研究。

本尼迪克认为，人类学的一个显著标志在于我们对自己的社会之外的别的社会进行严肃的研究。而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人类学家应当具有一个基本素质，就是将不同社会的习俗看作解决同一社会问题时的不同的社会范型，而不存在轻重厚薄之分。她说，每个人在看待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法的剪裁编排，而这一切都得之于个体所生活的社群传统，但是人类学应当修炼到这样一个高度：即我们不再认为自己的信仰比邻邦的迷信更聪明。我们应当认识到，对那些基于相同的前提的风俗必须通加考察。

本尼迪克特看到，由于西方文明凭借先进的运输工具和发达的商业布局得到较广泛的流传，白种人便把人类本性看成与它自己的文化准则等价，而忽视了这种一致性毕竟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在本尼迪克特看来，这种总要把自己的局部行为等同于一般行为，把自己社会化了的习惯等同于人类本性的观念可以回溯到一个古老的命题上：我自己的封闭性群体与外来人之间具有多种的差异。在现代社会，此一命题的种种表现形式涉及宗教、种族诸多领域。因此，通过研究不同文化形式来重新确定一种文化相对性视野就显得意义重大并且被认为可以对当时的社会发挥现实的影响。对于本尼迪克特身处的那个时代正在经历的文化变迁，很多人保有抵制的心态。本尼迪克特分析道，这种抵制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于文化惯例的误解所造成的结果，尤其是拔高了那些碰巧属于我们民族、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化惯例所造成结果。因此，对别的文化惯例有所了解，就有助于促成一种合乎理性的社会秩序。

本尼迪克特指出，生活的历程和环境的逼迫，为人们提供了数量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的生活之路，因此，文化生活中首要的就是要进行选择。她假设文化中存在一个巨大的弧，上面排列着或是由于人的年龄，或是由于环境，或是由于人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所形成的各式各样的可能的旨趣，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在它的文化风俗中对这一弧上的某些片段进行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千差万别，通常在一个社会中被当作基本要素的可能在另一个社会中只是细枝末节，然而，文化的差异性还不仅在于此。

文化的差异尽管可以无止境的用大量文献来证明，然而在我们清楚地理解了文化是地区性的、人为的和大可改变的之后，本尼迪克特告诉我们，文化还能够被整合。她说，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一贯的模式。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在顺从这些意图时，每一个部族越来越加深其经验。与这些驱动力的紧迫性相应，行为中各种不同方面也越来越形成和谐的一致外形。换言之，指向生计、婚配、征战等方面的各色行为，按照在该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无意识的选择标准纳入一种永久性模式。本尼迪克特认为，过去大多数人类学家研究的弱点是过于专注分析文化的特性，而忽略了文化作为合成的整体这一事实。整体决定着局部，要认识行为细节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在文化中规范化了的动机、情感和价值作为背景。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研究那些活着的文化的完形。正是因为这些完形在文化特性的嵌入过程中赋予了其形式和意义。

普韦布洛、多布和科瓦基特尔三种文化不仅仅是行为和信仰上的不同成分的花色杂陈。它们都有各自的行为所指向和各自的风俗所推进的确定目标。它们之间互不相同并不是只是因为一种特性在这里存在那里不存在，也不是因为这一种文化中的特性在另外两个地方以另外两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它们之所以不同，更多的因为他们总作为整体适应于不同的方向。(www.xing528.com)

在分析完上述三个文化完形的基础上，本尼迪克特阐发了自己对于文化整合、文化模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思考。她认为，要把握整合的本质，最为基本的是要通过较好的实地调查做到能够描述一种文化，而在这个描述的过程中，实际考察者必须忠于客观，也就是必须记下全部的有关行为，而不是根据任何有争论的假说去选择那些适合于命题的事实。对文化整合轻而易举地做出一些概括是最危险的事。对于文化整合与有关西方文明的研究，本尼迪克特指出，当前大部分的研究都犯了一个简单的技术性错误。原始社会通常是整合在一个地理单位之中的，而西方文明是分层次的，在同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社区群体，都是依照十分不同的标准来生活，由不同的动机来推动。

因此，试图把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区运用到现代社会中去的尝试，就只能取得有限的成果。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所有有关社会习俗的研究中，事情的关键在于有意识的行为必须通过社会接受这个“针眼”，只有在最宽泛的意义下的历史才能给出一个社会接受及拒绝的说明。因而任何对于文化的构成性的解释既依于心理也依于历史。本尼迪克特反对用生物学的遗传、种族的差异来解释文化的特性。她坚持，任何一种文明的文化模式，都只是利用了所有潜在的人类意图和动机所形成的大弧形上的某个片段，而这种为每一个文化所选择的并用来创造自身的意向，则比其他以同样方式所选用的特定细节要重要得多。所以有意义的社会学单位不是风俗，而是支配这些特性的文化的完形。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本尼迪克特首先批判了将社会和个体二元对立的观点。她指出，社会从来就不是一种能和组成它的个体分开的实体，没有个体参与的文化，个体就根本不可能去接近他的潜在的那些东西。相应的，文明的任何成分归根到底都是个体的贡献。因此，强调文化行为并不是否定个体主动性。而有关个体的问题不是以强调文化和个体间的对抗来解决的，而是要强调二者的互补。之后，本尼迪克特对如何理解个人行为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说，我们看到任何社会都要选择人类可能的行为这个弧上的某个片段，只要这个社会要完成整合，它的种种风俗就倾向于去推动它所选择的那个片段的表达，同时又去阻止那些相反的表达。

然而，这种形式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那么合适，在我们所讲的每一个部落里，都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反常的个体。本尼迪克特强调，那些所谓的“变态”事实上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只是不受他们的文明的风俗支持的那些人。她举例说，同性恋在西方文明中被视为反常，然后在美洲印第安人的观念里，同性恋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受到尊重。这些例子说明，文化可以对那些极不稳定的人类形态进行评价，也可以使之变得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