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人类学的本土化实践及其对人类的影响

(一)何谓本土管理实践

管理是人类的活动，而人类生存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和一定的社会文化中，必然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因此，管理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文化密切相关。

首先，管理与生产方式有关。纵观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原始社会至今，每一次生产技术的换代，都使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早期的部落游牧逐步发展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手工业作坊生产、工厂化生产，直至发展到现代的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社会化的大生产，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对应，必然存在相应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模式。例如，目前为国内学界所关注的所谓“中国式管理”，其基础正建立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之下，而西方现代管理实践则肇始于机器化大生产方式的普遍采用^[29]。

其次，管理实践与生产关系有关。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一定的管理实践产生在相应的生产关系之下^[30]。以中国近代的管理实践为例，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仅存在一些处于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小商品经济以及尚未形成规模的手工业，此时的管理主要是僵化的国家管理和军事管理；鸦片战争以后，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相继形成，由此形成洋务派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此时开始有近代企业管理的实践，但这种管理模式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专制性因素；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企业势力逐渐强大，中国近现代工商管理从此产生。直到目前，中国式的管理仍具有转型社会的特征，而区别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管理模式。

最后，管理实践既是文化的一个过程，又是文化环境的产物^[31]。管理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模式的产生，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期、根据整个历史中文化道德准则的变化而变化发展的。管理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管理受文化的制约。文化对于管理实践的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企业哲学。指企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管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企业在进行各种活动、处理各种关系和信息选择的总体观点和方法，是企业全部行为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企业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源泉。

(2)企业价值观。组织文化包含了企业员工所共有的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等表现形式^[32]。这些表现形式与政治、经济或社会习俗有关，围绕客户与员工的关系、社会地位、职业道德、坦率程度、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而定。

(3)企业道德。企业道德是指调整企业与社会之间、员工之间、员工与客户之间的行为规范的总和^[33]。企业道德是企业的规范性文化。

(4)组织制度。它们可能被明确地表示或明文规定，也可能被默示遵守。这些制度方法和政策与管理风格、管理观念和行为所形成的环境氛围，体现了企业关注的事和最感兴趣的事，它涉及信息沟通、决策过程、激励因素、指导训练、改革创新、计划的制订、问题的解决方式、责任感等各方面。

关于中国独特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管理实践的特征，清华大学罗家德认为，即使在我们已经向西方学习了大量的现代管理技术之后，中国的组织仍然保留着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我们的组织是网络式的；我们的组织互动仍保持社会关系和人情关系的特质；我们领导仍要情、理、法兼顾，保持礼治秩序的特色。

管理既然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文化密切相关，它就一定不全部是“普世”的，只有闭门造车式的管理学者才会忽视本土环境与文化对管理实践的重大影响，因此，管理实践必然是“本土的”，这就是“本土管理实践”^[34]。

(二)人类学视野下的本土管理实践

人类学的英文anthropology源于希腊语“人的学问”的复合含义。然而仅仅是关于人的研究的定义太过于宽泛，人文社会科学中关于人的研究的学科不在少数。例如，传统的哲学就涉及始终如一的主题——人论(包括人性、人的本质等)、社会学、心理学等，也把人的社会化、个人与集体的心理分析当作重要的人文与文化论题。所以，“在人类学界，即使已成为专家，对其学科到底为何存有这样或那样似是而非的印象，似乎以为正常”。然而，人类学家大致都同意，人类学在形成自身学科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特有的学科主题，它们成为人类学家在考察不同社会文化及其提供描述与诠释的基本认识论与方法论原则和出发点，人类学主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主题包括：

(1)文化相对性(cultural relativism)。该理论主张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而且一切文化都是相对的、平等的。人类学应将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和对待^[35]。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相对论成为美国人类学家的一个基本哲学立场，同时也成为人类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

(2)普同性(universalism)。由于人类的需求常常是类似的，由此产生的文化因素与特征也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共同性。对人类普同性的认识建立在对各个地理区域社会与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别的基础之上，人类的普同性存在于它的一般性与个别性之中。

(3)适应(adaptation)。人类的适应包括生物性适应和文化适应。人的生物性适应主要指人体同周围环境保持生理、心理和行为上的体质协调；人的文化适应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的策略达成和自然与社会环境之和谐。人类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组合，把一些重要的适应性要素——诸如劳动力、技术、资源、组织、价值观和信仰组合起来，成为人类适应策略的组成部分，确保衣食、避害和繁衍延续下去。

适应过程具有两个特征：保持和创造。文化的稳定性就是文化的保守性，文化有保持现状的倾向；文化适应中的创造性能在变化的环境中产生新的文化^[36]。(www.xing528.com)

(4)整体性(holism)。人类学需要不断把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视为一个动态的整体，关注对其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考察，以不断认识田野工作中较小的区域社会与更大的人类社会的总体。

因此，本土管理实践的“本土性”与现代人类学所关注的主题有较大的共通性^[37]。

第一，人类学主张文化的相对性，认为应将文化行为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中加以评估和对待。这正是本土管理实践的特点，本土管理之所以为“本土”，正在于其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因此要理解和研究本土管理，也不应脱离这一基点。

第二，人类学主张文化的普同性，认为由于人类的需求常常是类似的，由此产生的文化特征和要素也具有相当一部分共同性。这也是本土管理的特点，本土管理的特殊性并非存在于管理的一般性之外，它同样服从管理的基本规律，它只是管理多样性的表现之一。

第三，人类学强调研究人类个体和社会的适应过程。这同样也是本土管理实践具有的内在特征。毋庸讳言，西方管理之所以被看为“正统”，就在于它率先适应了现代化大生产的需求。研究本土管理思想的学者也都不会否认，中国的管理特别是现代工商管理的大部分，正是在清代末年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之后，在向西方国家模仿的过程中形成的，当然，这种模仿不是照搬——否则就不能称为“本土”管理，而是被动的引进和主动的适应相结合的过程。

第四，人类学强调整体性的研究。马文·哈里斯在他的《后现代时代中的文化理论》一书中阐述了人类学整体论的含义^[38]：

(1)方法论角度，认为整体论是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应当持有的态度和观察方法；(2)功能主义角度，也就是考察社会各方面的分支，如政治、经济、宗教信仰等，通过对各部分功能上的相互作用，理解该社会的整体文化系统；(3)综合的角度，即人类学综合生物的、社会的、文化的、语言的、历史的、当代的各个角度的内容，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全部内容进行考察；(4)过程角度，认为人类学坚持整体论需要对以下内容做出解释：人类的起源及衍生、文化多样性、语言的形成及演化、人类意识的出现、社会及文化的起因、特殊社会及文化分化的整体性原因等。

管理实践的基本特点，是其整体性^[39]。管理存在于人类的一切活动中，政治、战争、教育、宗教、家庭、娱乐等所有活动中都有管理。而且，管理不只是一门职业，还是一种文化，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本土管理的“本土性”，并非存在于某一固定位置，它广泛地来源于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

由以上诸种情况来看，采用人类学视角来研究管理实践特别是本土管理实践是非常合适的。著名管理学者罗宾斯指出，我们现在对组织文化、组织环境和民族文化差异的认识大多来自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或是采用人类学方法得到的研究结果^[40]。

(三)管理人类学的概念、学科特征和体系结构

原始的经济产生于原始的交换之中，原始的管理则伴随着劳动分工的产生而产生。没有劳动分工，则很难有大规模的、系统的社会性交换，若从这一角度来看，原始的管理甚至早于原始的经济。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经济人类学则相对成熟，它几乎是伴随着人类学的产生而产生的，现代人类学的经典文献如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41]、马歇尔·莫斯的《礼物》都与交换有关，因而也可以说是经济人类学的一部分。

结合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管理人类学不应是孤立地研究管理问题，而是将管理放到政治、亲属制度、宗教仪式等构成的社会文化的整体系统中去观察分析。人们建立组织，进行计划、领导、控制的动机是由他们的文化传统形成的，是与社会文化整体相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行为。管理人类学的理念在于，西方管理形式仅仅作为人类各种并存的管理形式之一，并不是全人类普遍的模式或具有未来普遍采用的必然性。管理人类学应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管理形式变迁的不同路径，将变迁问题建立在文化交流与全球化背景之上。

正如人类学关注人类行为与文化的普同性、差异性，以及文化的适应问题一样，管理人类学应该关注人类管理实践的普遍规律、文化差异以及管理思想的现代变迁。

在人类学的视角下，普同性与差异性是在矛盾中同一的，普同性存在于差异性之中，不存在单一的人类行为与文化模式^[42]。以此来审视传统西方管理学，就会发现即使是表面上看来与地域无关的管理活动，也具有“本土”的因素。

以科学管理为例，泰罗所谓“科学管理”的中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泰罗的方法是，选择合适而熟练的工人，对他们的每一项动作、工序记录下来，得出一个工人的“合理日工作量”，这就是所谓工作定额原理。而为了实现这一管理要点，首先必须挑选“第一流的工人”，泰罗认为，人具有不同的天赋和才能，如身强力壮的人，干重活是第一流的，但干精细活就不一定是第一流的；心灵手巧的女工，虽然干重活不太行，干精细活却是第一流的^[43]。这种体力与灵巧性方面的差异，也正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以“普遍理性”自诩的科学管理尚且与人类学有关，更不用说管理中的人际关系、组织行为等学派了。

在20世纪初，法国的亨利·法约尔提出：所有的管理者都必须执行涉及管理过程的5项管理活动。这五项管理活动是：计划、命令、协调和控制。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两位教授将计划、组织、人员、领导和控制纳入了管理学教材的编写框架之内^[44]。目前最为盛行的管理学教材将管理过程简化为四项：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比照这种成熟的学科体系结构，管理人类学也可以分别从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几个方面来对相应的本土管理实践进行探讨。在这种体系下，组织人类学可以认为是管理人类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企业人类学则可以认为是社会人类学、经济人类学与管理人类学在企业领域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