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在工商人类学视角下对管理学的重要意义

人类学来源于西方，传入中国已经100多年了，已经形成了现有的体系和适合中国本土的形式。西方人类学发展研究的成果为中国相关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为中国人类学者留下了诸多研究空间^[97]。例如，我国著名教育家、行政管理家蔡元培先生是一位在德国接受民族学人类学系统训练的学者。同时，从19世纪欧洲殖民时期开始，工商人类学逐渐发展起来。例如，为了开拓印度市场的商业利益，英国东印度公司雇佣人类学家研究印度^[98]。日本为更好地打开中国市场，研究发现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西方人喜欢花未来的钱，正好相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喜欢把钱存起来，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管理学的发展存在着不同的影响。中国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对管理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人类学是对管理有着深刻影响的学科。

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离不开人类学。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策划满蒙独立，为了应对边疆危机，人类学家纷纷投入边政研究领域，为政府的边疆管理提供参考依据。1950年，人类学家李安宅、林耀华、任乃强、宋蜀华等人随军进藏参与西藏事务的管理工作，为西藏的安定和团结贡献力量。实际上，我国早期的人类学先辈们更多的是把学科看成一种服务社会的实用工具，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领域^[99]。正如吴文藻所说：“西洋人类学之应用，在于殖民行政，中国应在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边疆文化变迁之研究^[100]。”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一切领域都向苏联学习，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十分曲折。苏联人类学专指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称为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而新时期我国的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根本途径就是紧密地联系中国社会，用人类学知识正确地解释中国改革中的实际问题。费孝通等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就为我国的农村政策及小城镇建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做出了特殊贡献，开启了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先河，费孝通等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实质上是工商人类学的早期缩影。

如今，作为后辈的人类学家依然在为中国本土化的人类学贡献力量，如1996—2001年间由杨圣敏教授主持的“大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以北京新疆村为典型案例”^[101]调研项目，为政府解决民族矛盾，制定适合城市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2000—2002年，由杨圣敏教授参与主持的《中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102]，受到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拨出数十亿元资金用以支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发展。庄孔韶、张庆宁回顾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论，在《人类学灾难研究的面向与本土实践思考》^[103]中，详细描述了5·12汶川大地震中对某市的田野观察，探讨了组织应对、社会互动、宗教仪式、生死哲学与文化适应等方面的内容，总结了中国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念及其主要面向，为应对灾难做好理论准备与行动选择。

在当今跨区域、跨文化交流成为常态的趋势下，几乎每个大型企业组织都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需要构建多元化团队，在跨文化的区域进行服务和产品销售。在中国很多公司及其管理者来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具有强烈的工商业文化背景，而员工则是社会主义体制下具有强烈的农业生产和生活背景的农民，这两者在共同利益之上建立了正式的组织文化模式，在矛盾之上则建立了非正式的组织文化模式。人类学家利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对这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企业文化差异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可以以最恰达的方式解决当下企业内部的矛盾。例如田广等^[104]从人类学的视角解释“富士康13跳”问题，认为由于员工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对员工满意度、企业绩效等具有很大影响。(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对“富士康13跳”问题的分析，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完全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日本或者韩国文化。文化传统必然具有延续性，随着五千年文明的发展，中国人在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上形成了一套独特而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使得中国的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和管理情景都和西方显著不同^[105]。这就是西方的管理理论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在管理本土化之路上忽略已经成熟的，基于中国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构建的中国管理思想，盲目崇拜舶来之理论，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管理学理论，特别是西方管理学理论既有创新也有补充。例如，吕力^[106]用易学构建解释“管理与环境”关系问题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他指出，一方面易学管理理论与西方管理论在理论来源和方法上都有本质区别。另一方面，易学对管理的认识论和研究对象等问题与从西方管理理论视角的解释有不谋而合之处。由此易学管理理论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遍适用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管理思想至今仍闪耀着先哲们的智慧，胡祖光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分成“纳言”“用人”“治法”“处事”“教化”五个层面展开研究，就每个层面总结出具有代表性的警句为形式的管理思想^[107]。

儒家思想对管理学的重要问题有着深远影响。儒家思想主要以“仁、义、礼”为核心构建伦理价值观，不断通过语言、文字以及各种文化工具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形成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民族集体行为。企业学习和吸收儒家伦理道德的精华，对于塑造企业形象，构建底蕴深厚的企业文化有着重要作用^[108]。许多企业在不同的方面汲取儒家思想，例如汲取“和为贵”的思想，树立团队精神；汲取“诚信”的思想，树立奉献精神；汲取“自强不息”的思想，树立创新精神等^[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