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概况及趋势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英国，牛津大学在19世纪80年代首先开设人类学课程。也是英国人首先认识到人类学的应用价值，并首先雇佣应用人类学家为政府工作^[69]。牛津大学所开设的人类学课程就是为英国殖民地培训官员，在其课程介绍中，“Applied Anthropology”(应用人类学)一词也首次被正式使用^[70]。

在西方其他国家或他们的殖民地，人类学也广泛地被政府利用。荷兰从1864年起、南非联盟从1905年起、英属埃及—苏丹从1908年起、比利时属地从1920年起、澳大利亚所控制的新几内亚从1925年起，民族学学习成为他们外交事务培训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受雇于殖民政府，人类学的知识被用于殖民地的治理。首批高校人类学系和研究机构的设立正是被应用的需要所推动、正名和组织^[71]。

两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战争期间，人类学家受政府聘请收集敌国和盟国的资料，为到海外作战的士兵提供人类学基本知识培训。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估计在二战中超过95%的美国人类学家被卷入战争，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早在1940年，美国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就同政府高层官员开会讨论，如果美国宣战怎样才能维持国民士气等问题^[72]。玛格丽特·米德还研究驻扎在英国的一百多万美国士兵给英国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重点研究美国士兵的价值观和英国平民及军人的价值观的冲突，为改善与盟国的关系献计献策^[73]。美国人类学家受政府战争再安置部的委托，调查西海岸日本人强制收容所引发的问题。随着战势的进展，美国政府到大学设立研究机构，雇用人类学家来教育政府工作人员和军人如何应对解放区的德国人或日本人^[74]。

1941年，为满足对应用人类学的需求，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等人成立了应用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1943年，史密森社会人类学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建立，发起了几个研究项目。其中，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领导的研究项目所采用的方法为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战后，很多人类学家回到大学校园。学院人类学(academic anthropology)进入繁荣期，但应用人类学并没有凋零。在太平洋美国的托管地，人类学家受聘研究再安置、经济恶化、住房等方面的问题^[75]。美国开始实施“开发落后地区”的“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吸纳应用人类学家用他们知识和技能从事国际发展、国际援助和评估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www.xing528.com)

20世纪末叶，随着多国公司和全球经济的兴起，给应用人类学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人类学家用其专业知识为雇主服务，他们工作重点不再是研究某一文化，而是用他们所掌握的人类学知识和方法去满足雇主的特殊要求，如帮雇主了解工作场所或劳动组织等情况，调查市场和顾客的需求。在这一时期，很多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食品和农业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雇用人类学家从事不同的工作，包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社会需求的评估和项目的社会影响调查等工作。这些在国际组织或公司工作的应用人类学家为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更使对以实地研究为基础的应用人类学的需求加大，为应用人类学家提供了更多环境中新的工作机会。与此同时，世界上也出现与全球化相悖的发展趋势，如地方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仇恨外国人的复苏，这极大地挑战了“国家”的统一和权威，破碎了阶级、性别、族群、种族和民族等文化景象。这也给应用人类学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使其对传统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评估，开发新的研究方法，与更广泛的群众对话^[76]。

应用人类学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实用科学，它的研究课题、课题的范围和所需的时间往往不是由应用人类学家在办公室或实验室决定，而是由雇主需求来定。应用人类学这一特性使得应用人类学家必须掌握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比其他人类学家更多使用定量方法和其他高科技方法(如地理信息系统GIS)来收集资料。应用人类学研究课题常常跨学科、跨专业，应用人类学家常和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合作，采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