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许多人现在觉得将人类学归为人文主义学科更为恰当，但是人类学历史上曾经被视作自然学科——它通过以下方式来获取知识：学习研究某一特定对象，检验其现象和思维，使用一致的数据法和检验方法[38]。大多数的科学家没有因为其研究对象而被认定是“自然学科的”或者“社会学科的”。自然科学是一系列的学科组成，包括解剖学、地理学、天文学等，这些都是研究物理现象的，例如植物、岩石和星辰的进化、现状和未来。
而社会科学是这样一些学科，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是研究社会现象的——他们的关注点是人类在社群中生存的某些行为、社群交流的行为等方面。一方面，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就像其他社会学科一样，是人类；另一方面，它是将人类视作自然的生物，同时也是社会的生物[39]。
有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文化人类学应当属于人文主义学科而非科学中的一种。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承认科学是文化人类学‘主要来源’的科学家们，理智地说，也常常并不认为它是唯一来源”[40]。更为人文的文化人类学的实践者用一些其他的名称来指代它，例如其主要支持者，克利福德·格尔兹将这种文化人类学命名为“阐释人类学”，同样的这门学科还被称作解释人类学、符号人类学、解构主义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批评人类学还有反思人类学等[41]。
然而，不管用什么样的名称，这一观点的辩护者认为寻求文化人类学知识更像是寻求事实的意义，通常会改变和重新诠释事实，并受特定时间地点甚至研究者本身的影响，而不是普遍通用的。再者，那些支持人类学成为一个更人文的学科的人认为，文化人类学家对客观知识的科学探求是不可避免注定失败的，因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客观描述[42]。(www.xing528.com)
关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定位的争论仍在进行，阐释人类学家认为传统人类学家追求科学客观是“幼稚和不现实的”，而科学人类学家则认为阐释人类学家的目标是“微不足道和不值得的”[43]。这本书采纳了经过实践考验的观点，即不管文化人类学可能会是什么，它是一门科学，因此面对学科对象的多样性和可变性，科学研究的原则可以并且应当以最大限度来运用[44]。
20世纪30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家已经对工业和企业环境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组织研究中的人际关系学派，写作了大量的民族志，阐明了非正式的文化模式和同辈群体是如何影响组织的[45]。后来的企业文化的研究，则表明了企业内部的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是如何影响到企业的成功和失败的。对于这一类的研究，人类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的商业研究中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人类学和定性的人类学方法。采用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方法，工商人类学家能够在基本的企业文化中收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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