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管理学科方法论的反思与优化

当前在管理学学术研究中，自然科学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且非常严重。对此，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田勰与中国财经报社李京曾经指出，在中国官方的学科分类体系中，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管理学科中最激进的自然科学化的专业。这一专业在美国的一般名称是工业工程，通常不设置在管理学门类之中。而在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在管理学门类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大量传统工科院校管理学院人员编制最多的就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这些学院的领导一般也来自该专业，这形成了学术领导的自然科学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成立有其历史，然而管理学部既然是自然科学基金委下设部门，自然只能以自然科学化研究为依归——这当然是合理的。

美国管理学界曾经历过“只接受科学的实证研究论文”的迷思阶段，今日美国管理学界在探索学科严谨性和实践相关性的动态演进中，倡导管理学和管理实践的研究中应当使用适当的运算和数学模型，更加注重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分析^[16]。在美国管理学和管理实践研究已经发生过定量研究方法取代创新研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管理学和管理实践研究仍在重蹈美国管理学界的覆辙，这无疑是一大遗憾。对计量模型、统计计算的推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缺乏实质内容和知识创新的论文中，定量分析方法成了能发表论文的救命稻草，也成为了一些缺乏真知灼见的学术期刊畏惧非议的不二选择^[17]。

当下管理学研究方法的迷失，症结就在于急功近利。量化建模分析是一种“潜规则”，是参与学术探索的通行证。但是，这种做法完全脱离研究本身的原始目的与价值^[18]，方法服务于研究内容，内容的创新才是研究的本质。从高校管理学院产生的历史渊源出发，有学者将定量研究的“天然”偏好，归结为基于工科院校传统建立管理学院的弊端^[19]。而那些独尊定量方法偏好的管理学者，也许并未真正理解管理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的活动，按照他们的思维定式，管理学有沦为数字游戏的危险。本书作者认为，我们绝不能将研究方法作为判定研究优劣的唯一标准。判定好研究的标准应该是创新和存真去伪。创新是本质，存真去伪是原则；只有创新才能避免思想的平庸和平庸思想的泛滥。

(一)中国管理学研究效仿西方研究的迷思

我们所关注的正是管理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的迷思。特别是在美国的管理学研究已经发生过此种定量研究方法大于研究创新内容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却在仍然重复美国管理学界曾犯过的错误。对定量分析、计量模型、统计计算的崇拜，犹如饮鸩止渴，在缺乏实质内容和创新的论文中，定量分析方法就成了能发表论文的唯一解药，也是一些缺乏真知灼见的学术期刊畏惧非议的不二选择。《光明日报》曾经刊发檄文《平庸论文泛滥是中国科学的真正危机——畏惧非议已经成为不少期刊阻挡创新思想的口实》，认真阅读该文，我们不禁为当下管理学研究所出现的“形式大于内容”的现状而感慨，这不仅仅是管理学也是整个学术界所面临的问题^[20]。

对定量分析方法的崇拜完全脱离研究本身的价值。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证据的收集、研究结论的论证和研究结论的表述三个环节。过于简单的研究方法分类，例如定量和质性、实证和规范等，必然导致先天的对立。实质上，方法本身没有对立性可言，方法服务于研究内容，内容的创新才是研究的本质。当下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的迷失，重点就在于功利主义作祟。一方面，看似复杂的模型、公式和数据处理方法，为的是发表文章而不是对理论创新的论证。这就怂恿研究者选择热门的内容、保险的方法、万试万灵的形式。这种唯形式的方法论和唯发表的研究态度，对管理学或者实践要求极强的社会科学而言无疑是慢性自杀。另一方面，管理学还没有公认的、属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21]，同时由于研究的外部实践性较难得到检验，在研究内部科学性和外部实践性都面临困难时^[22]，量化建模分析就是一种“潜规则”，是参与学术探索的通行证，多复杂的模型，几种检验评判起来简单直接。但是，这种做法却完全脱离了研究本身的本来目的与价值，而是为了分配利益订立标准在测量文章价值。然而这种标准构建的前提，却是对管理学研究内在科学性和外在实践性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其他的方法，例如观察思考法、案例分析法、实验法、扎根方法等外部效度较高的研究方法，却受到排挤^[23]。

(二)从迷思到问题的本质

量化研究方法在当下的中国管理学研究中犹如八股枷锁一般，被八股的量化方法限制的是创新思想和能力，是对开拓性文稿非议的畏惧，是对证伪性文稿畏惧的因噎废食。无论哪种研究，哪个时代的研究，发展是研究的本质，创新是发展的第一步。每个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和想法都要去证实或证伪前人的理论、观点和想法，同时不断地接受后来者的证实或证伪。如果一篇研究论文缺乏必要信息来说明新的认识及如何取代旧的认识，那么使用再复杂的量化分析和数理推导，也不过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而已。(www.xing528.com)

创新性才是对科学研究论文的最基本要求，将量化的分析方法作为审核文章的首要录用标准，会把盲审变成盲目的审核。这些文章带来的所谓创新，往往是数据来源的差异、变量选取和测量的差异、计量方法的差异，这些差异虽然在表面上也可以说是创新，但事实上毫无本质上的创新。在创新理论和八股方法中盲目地选择天花乱坠的公式、数据和图表，轻易和草率地放弃没有量化分析的文章，就会产生方法导向型的研究，其结果是研究者会越来追求所谓的方法创新，而学术刊物也会越来越青睐数学模型堆砌起来的研究论文。因此，我们认为形式大于内容是当下管理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对量化研究方法的狂热崇拜，恰恰反映了当下中国学术期刊缺乏辨别优劣研究的能力。形式大于内容的选拔标准，反映的是对没有质疑的妥协，而非正确的发展观和辨证思考的态度。质疑是创新的前提，一篇看似无可置疑的研究论文，往往很可能就是毫无价值的，没有质疑的价值就是没有存在的价值^[24]。然而令人担忧的正是批量生产的研究论文，在当下中国的管理学界比比皆是^[25]。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扬弃一篇学术论文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认为绝不能将研究方法作为唯一的标准。真正的好论文标准在我们看来应该是创新和存真去伪的结合。创新是本质，存真去伪是贡献；创新可避免思想的平庸和平庸思想的泛滥，正确的思想需要不断地存真去伪。

(三)“中国管理学”的出路问题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近4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西方管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水土不服”，而且中国也已经积累起足够的管理实践和经验。而这两方面的需求恰恰是来自于研究者的社会科学思考和探索。管理研究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可以有国界的不同，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管理中的规律和事实因文化差异而差异明显，而文化正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26]。在中国的工商管理研究领域，国外的相关文献只能对现有理论提供有限的参考价值，因为管理的本质在于本土化。西方管理理论的提出有其自身的制度环境，与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紧密相关。因此需要管理学家与人类学家共同努力，加强管理人类学与工商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发展^[27]。

本书主笔在华东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管理学和营销学的人类学应用国际研讨会”上指出：如何提高企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话题。管理科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不同的学科，管理科学发展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并从管理的角度对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再开发，从而形成新的理论规范。在这种吸取和再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偏废和取舍。其实，参加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中国管理学界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应该考虑接受并采用质性的研究方法，这是深入中国特色的情境中去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所必须采取的行动。那种亦步亦趋效仿西方理论带来的研究结果不是纸上谈兵就是水土不服。而参与该次学术讨论会的企业界嘉宾纷纷表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无穷的智慧与力量，管理学学者和企业家都应该重视对本土文化的学习及理解，汲取本土文化中的精华为企业发展服务。

我们在此提出的几个观点，旨在指出管理学研究的某些不利于学科全面发展的现象，重在担忧研究方法的单一，却不仅仅停留在研究方法表面层次之上。中国管理学界出现的某些不十分健康的现象，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乏反思，缺乏质疑和批判，归根结底是没有创新的平庸研究当道，这已成为中国科学研究，包括管理学研究的真正危机^[28]。在这场讨论中，我们仅以研究的方法论为起点，说明质性与定量两种研究方法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认为，在实践的层面上，任何单一方法或模式的使用，都会带来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未来的实践中，“中国管理学”的研究必须厘清这些表象混乱背后的实质，才能有适合本土企业的科学管理方法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