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智力反映特定情景下的情绪以及解决问题的动机。跨文化背景下，情绪既是创新动力也是潜在的危险，它既能促进跨文化接触，也可能阻挠跨文化交往的深入。而情绪和信念，与人们对“正确行为”的理解有关。比如“公正”和“尊重”是公认的待人接物的正确方式，是一种基于内在价值观的主观态度。人们对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人士的信赖或接纳，就是以内在的价值观去评判他人、选择态度。这种对待差异的态度影响到个体在跨文化背景下是否有能力、有勇气、有意愿做出调整和改变，是显性行为的内在动机。这种内在动机同时又受制于对待文化差异的好奇心、兴趣、热情。这些外在驱动力决定了人们对陌生文化的投入程度，决定了跨文化交往的深入程度。即文化智力既受到跨文化背景下情绪和动机的左右，同时也能激发人们对于跨文化交往的兴趣和动机。
陌生文化中，不同的行为规范导致的行为差异会使进入该文化的个体产生困惑，导致紧张感。这种源于跨文化背景下人际交往所产生的压力可以通过动机文化智力与行为文化智力得到缓解，并逐渐对陌生文化产生适应感，对幸福产生心理感知。这种对新文化的适应和对幸福的心理感知过程得到Templer等人(2006)研究的证实。研究发现，动机文化智力高的个体往往充满自信，个体受到内心的自我激励，相信自己完全具有应对新文化的能力，尤其是应对工作环境的能力，因而有热情、有兴趣去适应环境，具有较高的工作适应感;动机文化智力高的个体同时也具有较高的交往适应感，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非工作环境，动机文化智力高的个体在跨文化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交往适应感能给自己带来幸福感。无独有偶，Ang等人(2007)通过研究发现，动机文化智力高的个体对陌生的新文化具有浓厚的内在兴趣，他们充满期待，渴望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取得成功，具有强烈的跨文化适应动机;个体在新文化背景下采取适切的语言及肢体语言等行为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就是行为文化智力，行为文化智力高的个体有能力根据不同的环境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研究对性别、年龄、一般智力、跨文化经验以及跨文化适应的影响进行控制，结果发现文化智力可以解释3%的新加坡被试者以及4%的美国被试者在文化适应和幸福感方面产生的变异，动机文化智力与行为文化智力对文化适应及幸福感的预测达到显著效果[27]。(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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