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凤梅的深刻孤独感：家庭和事业的双重挑战

申凤梅的孤独感来自家庭与事业两个方面。申凤梅有过两段婚姻生活，因为第一段婚姻维持时间很短，加之年代久远，很少为人提及。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在樊城戏班认识的，对方是位唱红生的演员，但他后来迷上了大烟，两人就分手了。她的第二任丈夫是她坐科时的大师兄李大勋。

李大勋被称为“一声雷”，不仅是因为他擅演徐彦召、张飞、魏延等花脸人物，也是因为他的火暴脾气。作为旧社会成长起来的民间艺人，李大勋文化水平不高。客观地说，与申凤梅同时代又是好朋友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如新凤霞、常香玉在戏曲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与她们的文人丈夫吴祖光、陈宪章有很大关系。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常年与申凤梅舞台合作的陈静提到她们某年在省里开会，会间演员们在一起吃饭，陈献章不时为常香玉夹菜，对她关爱倍加。同样作为女性的陈静感觉老师申凤梅未曾受过这样的待遇。李大勋是个对艺术要求极为严格的人，因为身段好，出科后留在科班做了武功教师，当然他也没少“打戏”。一直以来，他习惯了用“糙”手段严厉要求申凤梅：

他（李大勋）是保护她的人。申凤梅是一个非常散漫的人，她非常不讲究，但她非常有生活。李大勋管她管得最严格，她不敢唱错一句。但她往往唱错，唱错以后，从舞台下来，李大勋就要打她。有一次她唱错了一句，一下台，李大勋啪的一巴掌把她打到一边。但是在管理申老师这方面，李大勋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他（李大勋）是个演员，也没多少文化。私人生活上，“文革”后，还没怎么开放，申老师烫了一个卷发，那时李大勋老师已经得病了。他看到申老师的头发，拿着剪刀到处撵她，非要把头发给她剪掉。他看不惯，思想不是很解放。

“文革”后，古装戏重新开放，李大勋因过于激动突发脑溢血。他唱了一辈子戏，现在重病在身不能登台，心里一着急就会疯疯癫癫。他手拿棍子，在后台看谁演戏不顺眼就要打谁一棍子。申凤梅在工作之余还要兼顾照看李大勋，虽然辛苦，但对她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精神寄托。1980年春，李大勋病逝，此时申凤梅正在排练《明镜记》。同事担心申凤梅受不住打击，劝她休息一阵。但在为李大勋办完丧事三天后，申凤梅又重回了排练场，她认为这是对李大勋最好的祭奠。李大勋与申凤梅风雨患难几十年，他是她的师兄，是她的严师，也是她的丈夫，申凤梅对李大勋的感情应该是极为复杂的。李大勋去世后，曾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于大申托人向申凤梅求婚，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因舍不得戏，离不开舞台，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申凤梅与李大勋没有亲生骨血，李大勋去世之后，申凤梅和申秀梅相依为命，申秀梅工作在许昌市越调剧团，申凤梅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将妹妹调到周口。1993年申秀梅在许昌因病逝世，申凤梅和剧团正在邢台演出，领导不敢把这件事告诉申凤梅，只说许昌有急事。赶到许昌后，申凤梅才闻此噩耗。出乎意料的是她看到妹妹的遗体并未落泪，而是要求赶回邢台演出，她认为不可辜负那些想要看戏的观众。当晚演出的剧目是越调三国名剧《诸葛亮吊孝》，在诸葛亮祭奠周瑜一场，申凤梅声泪俱下，这是诸葛亮哭故友，更是申凤梅哭亲人。申秀梅去世以后，申凤梅就更孤单了。(www.xing528.com)

事业上的孤独或许来自“高处不胜寒”。申凤梅是为舞台而生的，20世纪60年代始开创了越调的申凤梅时代。但是，光环的背后也有几分落寞。“文革”时期，申凤梅被戴上了“大戏霸”“牛鬼蛇神”的帽子，下放到常营村劳动改造，不准演戏。事实上，样板戏的政治意义也只有在观众的积极欣赏下方可得以彰显。于是，申凤梅被再次启用。只是申凤梅一登场，在她前面的那些演出就成了铺垫。直到新时期河南省越调团排演新戏，有时申凤梅扮演的是在台上仅有几分钟的小角色，但只要她一张口，观众立刻报以热烈掌声。然而，申凤梅终究是孤独的，虽然她很乐意与人们打成一片。不管到哪儿演出，她总愿意和学员们住在一起。只要有人愿意唱越调，她不仅教唱，还要请人吃饭，甚至还要给人回去的盘缠。只要有人愿意听越调，她能拖着病体、打着吊瓶，也要为人演唱。其实，在她追逐热闹的背后是一种深刻孤独。这种孤独不仅来自作为越调领军人物单枪匹马的孤掌难鸣感，也因为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而深感高处不胜寒。这肯定不是申凤梅的初衷。

申凤梅的名言是“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在舞台上能够为成千上万的观众演戏，只要观众爱看我的戏，我宁愿累死在练功场上、排练场上、舞台上”。

阅读《三国演义》，有时会为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执着所不解，觉得他有几分偏执。或许他的内心也有着深刻的孤独感，在不断地进取中，他感受到了欣慰和温暖。而申凤梅最怕的也是孤独，无声无息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