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诞生于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球很多地方成为一种较为普及的大众娱乐。不过,这时的电影还不能取代戏曲在中国大众心中的主导位置。1905年第一部戏曲短片《定军山》的出现一般被看作是中国电影的起步,也间接表露出戏曲舞台演出在当时文化消费中的霸主地位,同时为民族电影日后的探索埋下了伏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到影院观看电影还多是上海、天津这些近代口岸城市里中小资产阶级的娱乐方式,显现出现代都市生活文化的气质。北京及广大内陆省会城市中的戏院、茶馆仍占据最重要位置,即便是上海、天津也不例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一方面逐步挤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文化在中国的空间,另一方面积极扶持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事业。以民族电影事业的发展为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制订了电影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政策。其次,把电影作为思想教育的重要武器,电影放映与重大时事和思想教育联系在一起。第三,票价改革。由公营和公私合营的电影院带头,减低了票价,一般在一角钱左右。”
新中国电影事业便一路高歌前进:
看电影逐渐成为普通民众一种的娱乐生活方式。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为党的文艺事业发展定下基调,新中国电影的主人公自然应是工农兵形象。虽然展现在革命战争与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涌现出的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影片不乏佳作,但还“不能最大程度地给人们提供更加乐于接受也更加习惯接受的文化娱乐内容”,戏曲电影的出现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审美疲劳。于是,在政治话语主导和民众娱乐相较单调与匮乏的年代,戏曲电影骤然兴盛。评剧《小姑贤》(1953)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拍摄的第一部戏曲电影,不过在文艺“百花时代”到来之前,这一阶段的戏曲电影数量有限,除了老艺术家梅兰芳、盖叫天的舞台生活纪录片外,有影响的当属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 ,其他如汉剧《宇宙锋》(1954)、锡剧《双推磨》(1954)、评剧《秦香莲》(1955)、黄梅戏《天仙配》(1955)等。这些作品多是在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和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广受好评的剧目,通过电影的拍摄与播放,进一步扩大了它们及出演剧种的知名度,这种意义对在民国时期影响力还限于一隅的越剧和黄梅戏尤为突显。
相较越剧、黄梅戏、评剧等地方戏,河南戏曲走向银幕的脚步显得有些迟缓。原因是多样的,内陆地区的相对闭塞当是重要因素。河南第一部戏曲电影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并发行于1956年10月的豫剧《花木兰》,该剧由河南省豫剧院一团的常香玉、赵义庭主演。河南戏曲电影由豫剧和常香玉执牛耳很好理解。此时的河南省豫剧院是河南省戏曲改革的首批试点院团,常香玉本人在这时已成为豫剧甚至整个河南戏剧界的代言人。17年间,河南境内戏曲剧团演出的剧目被拍成电影的有豫剧《穆桂英挂帅》(洛阳市豫剧团马金凤等主演,上海电影制片厂1958年)、曲剧《下乡与赶脚》(郑州市曲剧团耿庚辰等主演,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年)、曲剧《陈三两爬堂》(开封市曲剧团张新芳等主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60年)、豫剧《朝阳沟》(河南省豫剧院三团王善朴等主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京剧《红管家》(河南省京剧团周善本等主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65年)、京剧《好媳妇》(河南省京剧团吴韵芳等主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65年)、京剧《传枪记》(河南省京剧团张学敏等主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65年)、河南越调《山村新曲》(许昌专区越调剧团毛爱莲等主演,珠江电影制片厂1965年)、河南曲剧、越调《买牛》《扒瓜园》(河南省曲剧团张新芳等主演、周口专区越调剧团申凤梅等主演,北京电影制片厂1965年)、曲剧《游乡》(河南省曲剧团王秀玲等主演,珠江电影制片厂1966年)。
细看这11部影片,抛开外来剧种京剧不说,颇有意味的是作为河南三大剧种之一的越调直到1965年前后才有了“触电”机会;作为历史较为古老的剧种,越调竟然没有一部传统戏走上银幕,实际情况是这期间的戏曲电影题材恰以古代生活为主。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代,哪些剧种和剧目能够被拍摄成为电影在全国放映主要取决于主管领导的决定。越调从“曲子的别派”到真正作为河南三大剧种之一参加中南区会演进而晋京演出,历时十余年。在胶片极为珍贵的年代,越调错过新中国第一波戏曲电影热潮也就成为必然。(www.xing528.com)
梅兰芳先生在1948年11月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彩色戏曲影片《生死恨》的拍摄后,诚恳地说明了他拍演电影的想法:
第一点是许多我不能去的边远偏僻的地方,影片都能去。第二点我几十年来所学得的国剧艺术,借了电影,可以流布人间,供我们下一代的艺人一点参考的材料。
这是对戏曲电影价值的最好诠释。越调错过了新中国戏曲电影发展的第一次浪潮,与此间冉冉兴起的受众面广泛、传播迅捷的现代大众传媒擦肩而过,只得再一次落后于豫剧、曲剧。紧随其后的风云突变,电影《山村新曲》和《扒瓜园》的上映只是昙花一现,其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更多成为一种历史记忆。
新时期戏曲电影迎来了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戏曲舞台演出的复兴是重要助推力。在大量传统戏重现舞台之际,越调传统戏《李天保吊孝》《诸葛亮吊孝》《收姜维》和《白奶奶醉酒》相继走上银幕。舞台演出具有一次性特征,演员、演出环境、观众等因素都会影响演出效果。电影在拍摄并完成剪辑后就定型了,演出效果不再受任何因素影响。新中国开启了电影民族化的征程,但戏曲电影并不是舞台演出的照搬,在规定时间内规范性、视觉化、趣味性地实现电影叙事绝非易事。在“听戏”与“看戏”之间,暗藏着“民间性”与“精致化”的博弈。我们说当戏曲艺术被提高到艺术层面时,精致化也就成了新中国戏曲经典剧目生成的必然路径。电影的规范性与传播的广泛性必然推动戏曲进一步走向精致化。于是,传统剧目从整理改编到走上银幕成为戏曲精致化的一条重要路径,此间各剧种的经典剧目也逐渐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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