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戏的辉煌：中国当代戏曲的重要地位

从1963年开始，文艺政策逐渐向“左”，先是时任华东区兼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接着出现了对以《李慧娘》为首的“鬼戏”批判，传统文艺即将面临一场最为激烈的历练。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掀起了全国编演现代戏的热潮，政府从阶级斗争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角度，强调编演现代戏的重要意义。此后，东北、华东、华北、中南、西北、西南各大区先后举行了京剧现代戏或戏剧现代戏会演。

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于1965年7月1日到8月15日在广州举行，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五省区及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的44个表演团体参加演出，涵盖豫剧、京剧、湖南花鼓戏、彩调、桂剧、粤剧、河南越调、河南曲剧、湘昆、湘剧高腔、祁剧、楚剧、汉剧、潮剧、琼剧、广东汉剧、话剧、歌剧、小歌剧、山歌剧等20多个戏剧剧种，演出共分为7轮。河南省代表团派出豫剧、曲剧、越调、京剧4个剧种参加观摩演出，一共上演了10个剧目。其中，越调演出了《扒瓜园》和《斗书场》。

这次会演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戏曲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主要是因为在普遍强调阶级斗争、大演革命现代戏的历史背景下，仍然涌现出了一批生动活泼的小型戏曲。20个剧种演出的51个剧目里，小型戏曲就有25个。需要说明的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中南区的小型戏曲能够脱颖而出，与第一书记陶铸的良苦用心紧密相关，他在观看别的大区的会演时就提出了不能为变革而变革，为创新而创新，要“从戏曲的实际需要出发，也要注意戏曲各自的风格和特点”的意见。在日后普遍为人称道的湖南花鼓戏《打铜锣》和《补锅》、河南曲剧《游乡》、汉剧《借牛》及越调《扒瓜园》等优秀剧目中，传统戏曲形式与时代生活内容已经得到了比较和谐的结合，进一步显示出现代戏创作的成熟，并努力发挥出各自的剧种特色。它们有的“以风格新颖，妙趣横生胜”，有的“以凝炼精粹，强烈感人胜”，戏小但却意深，载歌载舞，既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又“保持戏曲的特点”，在当时引起的反应是“异常强烈的”。

越调《扒瓜园》本由河南范县戏剧创作组编剧，陈洁、董鸣鸾执笔。此次参会又由张路整理加工，闵彬导演。故事讲队员宋老发给生产队种了四亩西瓜，一场暴雨过后，西瓜地里有了积水。宋老发为了救生产队的西瓜，偷偷扒开土垅，让积水流入自家四分自留田里。恰巧被来给老发送饭的宋大妈发现，她要把垅重新围上，二人发生争执。这时他们的女儿、妇女队长宋国英出场，她向宋大妈讲述了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的道理，宋大妈这才肯定了老伴的行为；国英又告诉老发邻队的40亩庄稼被水淹了，积水需要从西瓜地挖沟排出。老发经过思想斗争，为了大集体的利益，同意了国英的主张，他们扒开瓜园，排出洪水。

通常情况下，小戏大多是提出并解决一个矛盾或问题，但《扒瓜园》却要解决个人与集体、小局部与大整体这两个矛盾。因为创作者抓住了人物性格这个中心，即宋老发夫妇过上了新生活，他们由衷地感谢共产党和新中国，这个难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有了这样的人物基调，戏中矛盾环环相扣，先是宋老发教育宋大妈要服从集体利益、顾全大局，等到更大的集体与他心爱的瓜地发生冲突时，又面临同样的抉择，虽然经过一番思想挣扎，但他却一点即通，这是从人物性格找出了矛盾转换的内因。这样的情节设置既让人物显得真实，又不失戏趣。《扒瓜园》只有一场，场景虽未变动，但为演员安排了不少独唱、对唱等多种形式的表演空间。当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色彩，但也饱含着河南的乡土气息，风趣、幽默，结合演员们质朴生动的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它的说教味。《扒瓜园》在河南越调现代戏发展史上占据重要位置。

电影《扒瓜园》剧照，何全志饰宋老发，申凤梅饰宋大妈，刘琳饰宋国英

需要说明的是，《扒瓜园》并不是越调原创的，它最初由范县四平调剧团演出。按照刘琳老师的说法，省里领导对中南区戏剧会演颇为重视，在全省范围内挑选合适的参会演员。考虑到四平调是个地方小剧种，并不太为人所知。越调是河南三大剧种之一，影响力更大，就由越调演员演出《扒瓜园》并代表河南参加中南区戏剧会演。当然，比较大的剧种肯定不止一个剧团，每个团又都有拔尖的演员。参演剧目一般会分AB两组同时排练演出。此时申凤梅、何全志等所在的周口专区越调剧团（前身是商丘专区越调剧团）已于1963年晋京演出扩大了影响，尤其是申凤梅还得到了总理的赞赏。自然地，周口团的何全志、申凤梅、李金英成为A角，分饰宋老发、宋大妈和宋国英。B角由郑州市越调剧团的杜世界、赵金兰、刘琳担任。

不论是将小剧种四平调的原创剧目安排给大剧种越调演出并参会，还是将演员分作AB两组，均能感受到省里领导对参加大区戏剧会演的重视程度，因为参会还是一种政治荣誉。从1952年中南区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没有越调的位置，被看作是“曲子的别派”，到1965年越调与豫剧、曲剧作为河南三大剧种共同出现在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越调在新中国风云际会的舞台上为自己挣得了稳固的地盘。虽然将演员分作AB两组，但最终由谁到广州演出并不一定，他们需要事先在郑州反复演出和修改。最后，出现在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的是申凤梅、何全志和刘琳。

虽然《扒瓜园》是一个小戏，只有不到40分钟的时间，但前后换了三次导演。第二稿由袁文娜老师指导，她根据剧情设计了不少戏曲程式化动作，有意营造出载歌载舞的演出效果，结果却被领导给否决了。当年二稿的演出场景已难再现，今日看来不免有些遗憾。(www.xing528.com)

越调《斗书场》本由许昌专区商水县剧目组集体编剧，许洪执笔，刘德言导演。该剧的贯穿思想仍是两种道路和两种阶级的斗争，但却别出心裁地描写了文化阵线上的新旧矛盾。故事讲半职业曲艺艺人钱有声经常在农闲时与大伙说唱《华容道》《黄天霸》之类的旧段子，受到一部分群众的喜欢。村文化室主任大凤和小巧学习党中央精神，认识到文化阵线上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她们批评钱有声的行为，劝他学新词、唱新书，用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钱有声不愿接受批评，他反驳说群众认为新书没有旧书好听。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大凤和小巧刻苦练习演唱技术，最终在书场的擂台中用新书《新华容道》战胜了钱有声的旧书。通过这场无硝烟的战争，表达了在广大农村也要争取文化阵地的主题思想。

客观地说，《斗书场》中存有不少直白的政治宣言，受题材所限，鼓吹今人胜过古人的时代标语、口号不时显见，这可能是它未能像《卖箩筐》《扒瓜园》那样更有受众的原因之一。该剧共设三场，先后出场角色有18人之多，已超出了受到主流褒奖的严格意义的小戏范畴，在践行由政府极力推广的“乌兰牧骑”式的“送戏下乡”演出任务时缺少优势。不过，颇有意思的是，新旧书的斗争恰如新旧戏曲的斗争，这恰是传统戏曲曲艺在新社会必然要经受的历练，将其直接展演于舞台上，别有风趣与意味。仅就题材来说，它在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中独树一帜。

从艺术性上看，剧中设置了“戏中戏”的情境，表演上要借鉴兄弟艺术形式，诸如快板、二夹弦等；戏里有不少人物心理、思想层面的交流与冲突，需要活用传统戏曲“打背供”的程式去表现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思想碰撞；因为有不少群众场面，诸如合唱、齐唱、群众伴唱等演出新形式也被利用，这些必然推动越调在表演、音乐上的探索与革新。

1965年的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当代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有着重要位置，特别是这些革命现代小戏，不仅锻炼了参加团体的创作与演出队伍，而且将在各剧种尤其是古老剧种和名“老”演员演出现代戏方面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中，河南越调《扒瓜园》《斗书场》与河南曲剧《游乡》及湖南花鼓戏《补锅》《打铜锣》等被推荐到北京演出，有一种说法是后来的京剧样板戏《龙江颂》受到了《扒瓜园》的启发。

在中南区参加会演后，这些广受好评的现代小戏被广泛印刷出版，河南越调《扒瓜园》和《斗书场》被全国多个兄弟剧种移植演出，这是越调的荣光。

总之，越调从被主流视作是“曲子的别派”，到与豫剧、曲剧三足鼎立，再到作为三大剧种代表河南奔赴大区进而晋京演出，实现了身份与角色的逆袭。这得力于国家文艺政策的宏观决策、新文艺工作者和艺人的通力合作，政府重要会演的助推。其中，会演成为越调转型与获得主流话语权的重要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