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氍毹上的三国遗响

过去京戏班里有个说法叫做“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尽的三列国”。“三千”“八百”“数不尽”可以理解成戏班演的戏很多，这话有点“炫富”意思，旧社会演戏是一种营生，剧目是艺人们的饭碗儿，俗话说“宁舍一亩地，不教一出戏”，会戏越多，饭碗儿就越瓷实。另外，从时间上看，列国、三国、唐、宋当然是遥远的历史时期了，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京戏上演和擅演的大都是表现历史故事的“一国之戏”。其实，将这句话放到整个中国古典戏曲文化史上也是行得通的，古典戏曲与历史紧紧缠绕，这一缠绕与位于主流文化中心的史官文化有着深层联系。

清刻本《三国志演义》（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藏）

从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到“一片降幡出石头”三分归晋，三国历史前后就百余年，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真如白驹过隙，但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国历史如《三国演义》奇书一般“陈述百年，概括万事”，素来为史学家、兵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所重，“史书著书做注，臧否人物；兵家奉为圭臬，攻城略地多有参照；政客采撷三国群英文韬武略，为我所用；文学家博采百家极尽敷衍能事，洋洋洒洒百二十回演义历史；艺术家以戏文、讲唱、雕刻、绘画等艺术形式表现三国故事和人物”。

形态多样、内蕴丰厚的三国文化是中国戏曲可供借助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从艺术层面来说，三国故事、人物、价值观念等是戏曲丰富的创作源泉；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说，三国文化信仰、三国遗迹等文旅活动为戏曲的发展提供了多种机遇。反过来说，三国戏曲的发展与传播不仅丰富了三国文化的内涵，还推动了三国文化的普及。可以说中国戏曲与三国文化相互影响、循环往复。在影视艺术在大众间真正普及以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戏剧大国，戏剧之于中国人，好比运动之于美国人，斗牛之于西班牙人。三国戏曲是三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戏曲正式形成以前，人们就开始了三国故事的表演。元明清三国戏曲的流变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观看不同时期三国文化动态发展的窗口。

就历史层面的三国而言，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20—280）被看作是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期，《三国志》是记载这六十年历史的比较完整的史书。而文学层面的三国，以毛本《三国演义》为例，小说第一回从东汉建宁二年（168）开始叙述，至三国归晋终（280）。以三国戏的发展来说，它与《三国演义》的关系十分紧密，先是三国戏曲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借鉴与启示，而后《三国演义》的刊行反过来又对三国戏曲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其深刻变化。而读书人能看、不读书人更能看的三国戏曲又促进了《三国演义》进一步走向大众。于是，在谈及三国戏曲的范围时，就不能以史学层面的三国时间为界。如果说建宁二年（168）至刘备第一次在小说中出现（189）间隔有二十余年，日后三国风云际会中的那些主人公们这时还未悉数登场，那么就不妨以刘备的初次露面（189）为三国戏曲的时间上限，这既是因为刘备在三国中的重要性，也是出于文学层面“蜀汉中心”的客观现实；同时，董卓、吕布、王允、陈宫、孔融等在黄初元年前即已故去，但却在三国的文学世界里有着重要身影的人物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出现了。于是，三国戏表现的时间范围即公元189年至公元280年。(www.xing528.com)

以三国戏曲的演出来说，在中国戏台上的历史故事剧，上至周秦列国，下至唐宋元明，魏蜀吴争汉鼎的戏曲好像更能拨动观众的心弦。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言道：“说《三国志》者，在宋已甚盛，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这句话虽然是针对唐宋“说话”而讲的，但同样适用于在民间说唱等文艺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戏曲艺术。

三国文化的内涵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即作为三国文化主旋律的“英雄文化”、三国文化魅力所在的“智慧文化”和三国文化底蕴的“伦理文化”，它们相辅相成，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显著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同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三国英雄的风云际会、奇谋妙算与铁马金戈、三国中通行全民的儒家伦理道德倾向，不仅为三国故事走上戏曲舞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在精神气韵上与戏曲文化一脉相承。

中国戏曲传统剧目约有一万多个，历史演义题材占有极大比例，在艺术上大体呈现出“近史而悠缪”的特色。离戏曲成熟期越久远的历史故事在戏曲历史剧中所占的比例就越大，也可以说是对“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尽的三列国”的又一解释。就三国戏曲而言，宋金时期的艺人们便将三国故事搬上了戏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