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乡村电影的生存现状及优化策略

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村电影一直占据着中国电影放映市场以及批评话语的中心。然而，从1987年中国电影体制改革起步开始，乡村电影在势不可挡的商业化大潮中迅速蜕变为中国电影中的“三等公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村电影的边缘化处境与生存危机更为严重。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里所论及的，1989年、1990年、1991年连续三年，乡村电影的生产量都只在七八部左右。1992年到1996年间，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乡村电影创作量虽有回升，但是市场规则总是难以阻拦的，1997年乡村电影只有四五部作品，成为1981年以来的最低谷。而1999年以后，随着电视电影这一新的媒介与艺术形式的兴起，每年乡村电影（包括电视电影）的创作量保持在20部以上，然而，这些影片大多通过电视媒介与观众见面，能够进入影院放映的只是极少数。即便是这极少数，也往往难以从市场获利。

与此相应的是，为了保护乡村电影这一具有独特文化意义与社会价值的电影类型，电影主管部门从1998年开始，每年资助专供农村发行的故事片12部^[33]，每部资助50万元；每年有计划地资助农村题材电影10部，平均每部资助亦在50万元左右^[34]；与此同时还通过推行“2131”工程^[35]等措施大力发掘农村电影市场，保障农民看电影的文化生活。可以说乡村电影已经从中国电影的主体位置沦落到要靠“资助”维持生存的边缘化境地。其他极个别不依靠政府“资助”的乡村电影则大多把资本回收的希望放在国内外电影节获奖上，一方面以“获奖”促“票房”，另一方面以“奖金”抵“票房”。另据有关文章报道，“1998年《一个都不能少》票房不尽如人意，国家为了扶持主旋律影片，划出几百万才补上其票房缺口。”^[36]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尽管电影体制改革已近20年，但由于肩负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我国电影管理体制至今仍然有很大成分的计划经济特征。中国乡村电影之所以还能维持现在的边缘化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政府的行政干预。然而，行政干预又能在多大的限度内抵挡市场冲击呢？1999年春节档期，电影主管部门推荐了《男妇女主任》和《媳妇你当家》两部喜剧样式的乡村电影作为重点展映。在某省发行的时候，《男妇女主任》的制片方要求全省发行权费3万元，而发行公司认为不能超过6000元。^[37]从这巨大的价差中，我们能发现的事实是，政府扶持的创作往往血本无归。那么，这样的行政干预又能维持多久呢？有朝一日失去各种保护，乡村电影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能否继续生存呢？(www.xing528.com)

笔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都市文化与消费文化占主导的情况下，乡村电影的日益边缘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数量的多少并不决定质量的高低，更不意味着该电影类型的生命力与文化价值的弱小。因为与乡村电影的边缘化处境相对应的事实是，农民依然是占据当今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群体，乡村电影对于启蒙民众、沟通城乡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与中国形象都具有重要意义。只要中国的乡村依然困境重重，只要农民还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只要乡村还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生活形态之一，与社会现实、社会文化有着必然联系的文艺创作就不可能回避这一领域。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乡村电影创作近几年来又有所回升即是一个例子。但是乡村电影要获得健康发展同样需要走市场化生存的道路。

《那山那人那狗》《暖》能够获利上千万美金，《暖春》能以小制作实现大盈利，同样取材于乡村的伊朗电影能够打动全世界，这些都为中国乡村电影的市场潜力提供了一些佐证。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乡村电影是否具有市场，而是什么样的乡村电影才有市场。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决定了乡村电影依然具有相当可观的潜在市场。只要创作者真诚地面对当下中国农村的现实，真诚地面对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处境，本着以人为本的创作观，塑造出生动丰满、既具有民族性亦具有现代性与审美性的人物形象，乡村电影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