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职业素描：以人为本的《乡村男教师》创作

如果说《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相当于我们的艺术性电影，那么韩国电影《乡村男教师》相当于我们大众化的主旋律电影。这部影片与《一个都不能少》也有着某种相似性，即以乡村小学老师而不是学生的视角来展现韩国的乡村与文化现状。而从情节与人性的丰富性上而言，《乡村男教师》比《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以及《一个都不能少》等都更为生动，也更具观赏性，是一部典型的大众化娱乐片。

（一）关于教育与人：以人为本的叙事

影片一开始，汉城某小学老师金邦铎因向学生家长索贿而被“不知趣”的家长告到学校，并因此受校长胁迫而到一所急缺老师的乡下学校支教。初到乡下的金邦铎闲闷无聊又烦躁，没有心情给四个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总是让孩子们自学。然而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位富于朝气的年轻老师，上课时听从吩咐安静自学，下课后告诉老师应该出操，邀请老师一起踢球。就在与孩子们一起踢球的过程中，金邦铎开始接纳这些学生，正式给孩子们讲课。但他很快就对单调乏味的乡下生活感到厌烦，孩子们又回到了以自习为主的状态。紧接着金老师了解到学校即将关闭，又开始高高兴兴地给孩子们上课，和孩子们一起玩耍，重新恢复到在汉城做教师的职业状态。

首先他以营造与汉城一样的学习环境为由，向村里提交午餐计划，从此每天有一位村民来帮忙做饭。然后，他故伎重施地以“我们能为老师做些什么”的作文题向学生家长索贿，纯朴的乡民并未如城里人一样识趣地往信封里塞钱，收回的信封里只有学生们写的作文。然而就在这些作文中他看到孩子们对自己的深情。古怪老头崔先生也送来香烟请求老师教自己识字，崔先生的固执与真诚同样打动了金老师，他准备认真给五个学生上课直到学校关闭。然而学校关闭的事却似乎遥遥无期。金老师为了让学校早点关闭，动员家长们为了孩子的前途将孩子转到汉城就读。在家访中，老师发现叫梁松的小男孩和疯子母亲相依为命，不由得回想起自己从小与当校工的父亲相依为命的岁月，于是对聪明懂事的梁松更多了一份爱心。城里的开发商为了把小学校开发成野外游乐场，送了两个信封给金老师请他帮忙让学校早点关闭。金老师从城里给孩子们买来了漂亮的衣服、游戏机、随身听、棒球套等，动员他们为了当明星、球星、画家的梦想而转学。就在他试图说服孩子们的过程中，他与孩子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然而孩子们却不愿转学。这时乡长打来电话说有汉城转来的学生，而且以后会更多，这样学校就可以不用关闭了。

愤怒的金老师准备辞职，学生们又只能自习。城里来的学生对收了其家长的钱而未能更多照顾自己的老师不满，说出了老师收钱的事。城里的孩子又转走了。梁松为了留住老师，旷课去采草药卖钱并学大人的样子把钱装在信封里塞进老师的门缝。金老师的心灵由此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痛打梁松责备其不该污辱老师，并对梁松讲自己童年常常因为看在教室外做工的父亲而被老师责打的往事。金老师的人格由此转变，他开始以一名教师的职业道德用心地教这些孩子，却没想到在不久之后接到政府即将关闭学校的通知。影片结尾，金老师为最后一届（也是最后一名）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对孩子们说这段时间是他十年教师生涯中最难忘的，孩子们唱着互相祝福的歌，流下离别的眼泪。傍晚金老师站在雪地里与校舍告别，崔先生又送来一个信封，并以学校已经关闭不算收贿为由鼓励金老师坦然收下这一片真心，影片在金老师与崔先生真诚对望的全景中结束。

笔者之所以将主要情节按叙事顺序一一转述，并不只是为了介绍情节。通过上述起伏跌宕、环环相扣却又并无多少外在矛盾冲突的剧情讲述，对比中国乡村教育题材的影片，我们不难看到韩国电影在情节叙事上的精巧。事实上，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还只是描述了主人公对乡村、对孩子们的态度的转变过程。而在这一主线之外，影片还通过许多细腻的小细节向我们传达了更为丰富的信息与意义。

比如金老师与小学校校工的情感关系线。在金邦铎第一次去小学校的路上，就因道路狭窄而与一辆旧卡车互不相让，到了学校之后才发现卡车司机是学校的校工。从此二人之间有些隔膜。当金邦铎努力动员孩子们转学不成时，却发现原来是校工在背后对孩子们说汉城有强盗、乡里空气好，等等，二人之间的矛盾更深。其后当校工有一次在屋外檐坡上偷看孩子们上课时，金邦铎的喊声让校工掉下来摔伤了脖子和腿脚。然而，当金邦铎办完父亲的丧事重回小学校时，主动去向校工道歉，并亲自给行动不便的校工洗头。固执的校工也与老师冰释前嫌，并声称自己不是为钱而工作的人。通过这一条情节线，我们看到了校工不被尊重的低下地位，也就更能理解金邦铎作为自己就读的学校的校工的儿子其童年所受的心理伤害，更能理解他对梁松不一样的关怀之情。与此同时，也更能理解其父去世后，为什么影片没有向我们展示其他亲戚朋友或同事前来悼念的场面，而是让我们看到儿子独自在灵堂静静地跪坐，一个人默默地恭送父亲的亡灵。正因为如此，当村民和孩子们到来并恭恭敬敬地对亡者行礼的时候，我们看到老师被感动的神色。这个镜头不仅向我们揭示了父子二人以往相依为命的深情，更向我们揭示了城市的人情冷漠，以及韩国社会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们之间的差距。

在金邦铎逐渐融入乡村社会的时候，影片安排了一个小细节：校舍外两个村民发生争执，一个要开着卡车去城里卖菜，另一个正在用水管浇地；一个不肯收水管而另一个不肯改道。金邦铎被学生们喊来，在问清楚原委之后，影片展现了年轻的老师拿起铁锹迅速在地上挖了一条小沟把水管埋进去的快动作画面，然后老师毫无表情地平静离去，而身后是村民们惊诧的表情。在这里，在向我们展示老师的身份及其在乡间的威信之余，创作者无疑也在向我们暗示知识的力量，以及村民的朴拙与呆板。当秋高气爽的季节村民们在学校举行运动会时，我们又看到了在气球、彩带、鲜花等装饰之下的操场内，村民们发自内心的愉悦的表情，憨厚而又跃跃欲试的神态，朴拙而不失矫健的身姿。这一切都说明这里的乡村已经不再是封闭落后的传统乡村，相反富有一种纯朴的现代气息。紧接着当孩子们按老师的要求到小山坡上画画时，我们看到绿绿的山坡草地上放着鲜艳的颜料与明亮的画板，三四个孩子散坐在一起，安安静静地各自画着自己的作品，几步之外拴着一条小狗，背景是沉静的梯田，几个农民在菜地里弯腰劳作。这样的镜头更是对乡村自然与人文美景的赞叹，而此种意境在金邦铎心态转变之前是没有的。

在金邦铎决定辞职之前，影片向我们展示了有些愤怒的金邦铎驾着自己的白色轿车在学校并不太大的操场上不停地快速转圈以发泄自己的情绪，这样的细节也似乎包含对乡村单调封闭的环境的一种情感态度。很显然，对于乡村与城市，创作者并没有片面地美化某一方，而是公允而又有力地展现了乡村在自然与人文方面的某些本质特征。

诸如此类的小细节还有很多，所有这些细节都是紧紧围绕着人物的性情及其心境的变化而呈现，且富于丰富的内涵。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虽不失缺点却有着纯朴善良的本质，而且朝气蓬勃、幽默风趣的乡村男教师形象，而不仅仅是看到了韩国乡村教育的现状问题或者富于韩国特色的乡风民俗而已。最能抓住观众的是这些可爱而生动有趣的人，包括性格各不相同的孩子们以及出场次数并不多的校工与崔先生，等等。可以说这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创作观。

而我们银幕上的诸多“乡村教师”形象，比如《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美丽的大脚》中的张美丽，《上学路上》中的王老师，等等，他们却大多只有身为教师的职业身份，而没有家庭、爱情、亲情，也无业余爱好。他们的性格与性情等在影片中往往缺少起伏与变化，人物形象也就难以饱满起来。《凤凰琴》中的几位老师倒是有了家庭亲情与业余爱好等，如有的老师让学生家长帮忙砍柴然后偷偷拿去卖，有的老师与学生的家长保持暧昧的男女关系，余校长则有一位多年瘫痪在床的老婆。但是这些本应挖掘的情感并未能得到有力的展现，我们看不到这些老师身为人夫、人父或人女等对家人的深情，只看到他们对学生的爱，对学校的爱。两个中年老师一人吹笛另一人吹口琴，倒也有些生活情趣，却只在学校升国旗时用以伴奏。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他们对音乐的喜爱，以及沉浸于音乐之中的情态。这些可以说都是这些人物仅仅作为“教师”而被塑造的一种表现。显然，这些影片的创作出发点，不在于塑造作为“普通人”的教师形象，而是在于反映中国贫困农村教育条件之艰苦，反映“乡村教师”的奉献精神，或者反映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扶助。(www.xing528.com)

《乡村男教师》的片名如果直译，应为《老师，你好》。这部影片在北京电影学院放映时也是用的《老师，你好》这个片名。而随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却用了“乡村男教师”这一片名。原片名“老师，你好”体现了这部韩国电影的创作者无意以外在于乡村的他者视点进行创作，也无意于以“乡村”作为文化奇观来吸引大众的创作倾向，它的表现重点在于人性人情的纯真美好以及民众对“老师”与文化的尊重。中央电视台所采用的译法则充分体现了中国乡村电影创作者所具有的一种惯性，即强调“乡村”的特性而不是“老师”的共性。而事实上，金邦铎并不是一个真正长期生存于乡村的老师，而是来自大城市。中国的《美丽的大脚》一片中也设置了一个从大城市到乡村支教的老师形象，但是却未对“城市女教师”之所以愿意来到乡村的心理情感作任何有说服力的陈述，她只是本着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来乡下潇洒走一回。对比之下，我们不能不慨叹韩国电影的丰富想象力及其对人物刻画与情感表现的细腻与生动。此外，中国亦有相对富裕的乡村，有物质经济条件与文化生活相对丰富的乡村教师，这些人物却从未进入中国乡村电影创作的视野，这本身也说明了中国乡村电影创作视野的狭窄。

（二）秩序、规则与仪式的意义

《乡村男教师》从整体格调上看，是一部大众化的娱乐片，虽然我们可以从其故事与影像表面读解出上述隐藏在文本深层的文化意蕴，然而影片并没有牺牲其对于那些无心进行深入读解的普通观众的吸引力。情节本身的丰富多彩，细节的细腻传神，城市与乡村、成人与孩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种种矛盾与张力，都使影片产生了极强的观赏性。此外，整部影片的喜剧性也是增强其审美愉悦的重要因素。除了上述情节设置中已然包含的喜剧性因素之外，影片还有意设置了一些娱乐性的噱头。比如，当金邦铎第一次与孩子们一起踢足球时，踢着踢着回想起国际足球赛事中某球星的风范，并不自觉地模仿该球星活力四射的动作与表情，紧接着足球猛地打在了他的后脑上，从想象中清醒过来的老师缓缓地转过身，目瞪口呆的孩子们迅速逃散；当金邦铎询问女友如何才能让学校关闭的时候，女友先是说放火、投炸弹之类；当崔先生在老师教某个字母时低声傻笑着说那个字母像性交的时候，老头冥顽而不失惬意的表情以及年轻老师不知所措的表情都充满了喜剧性。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可以让观众从头笑到尾，又时而能够获得一种平静的沉思与心灵感动的影片。丰富的喜剧性因素并没有流于庸俗，而且都是内在于剧情与人物性格中的。饰演金邦铎与崔先生的两位演员的精彩表演，充分展现了剧情与人物性格本身的喜剧性，对于刻画人物调动观众情绪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国内某些乡村喜剧电影，其中的喜剧性往往显得有些俗气或者可有可无的多余。如《男妇女主任》中的喜剧性，首先是为剧情所规定了的，即男人当妇女主任的性别反差等。其次是有意安插的一些小谑头，比如男妇女主任去找村长汇报工作时，正赶上村长夫妻二人光着上半身在院子里洗澡，吓得村长媳妇躲在墙后，男主任还一本正经、不厌其烦地继续汇报；男主任出于职责经常为邻居调解夫妻矛盾，而主任的老婆由此怀疑丈夫与邻居家的女人的关系，等等。这些细节就都流于市俗，而且并非情节与人物刻画所必需。而在《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中，喜剧性似乎仅仅来自一个光棍农民一夜之间成了25个孩子的爹，以及这些无法无天的孩子上房揭瓦下河偷鱼，打破邻居家的玻璃而带来无数的麻烦，等等。这些喜剧性因素都显得缺乏想象力与丰富的内涵。

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的是，在《乡村男教师》这样一部喜剧影片中，我们仍然看到了韩国电影对文化秩序、规则与仪式的严肃传达。

虽然这里所呈现的乡村，其富裕与福利程度已非伊朗与中国可比。然而，与影片开头所表现的汉城小学的办学条件相比，这所小学显然相差太远。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差距，金邦铎及其同事们没有一个愿意到这里来任教，哪怕只是暂时的代课。金邦铎动员学生们转学时，也同样是利用汉城的种种繁华特征来吸引孩子及其家长们。然而，我们从影片中看到在这样一个相对简陋的小学校，一切都遵从韩国教育的应有规则，因此这个乡村小学给我们的感觉是秩序井然。

在这些孩子与老师身上也同样具有鲜明的规则意识。比如，孩子们会提醒老师早课之后应该有早操。对于这一点，金邦铎并不因为学生少而拒绝其要求。甚至可以说这些乡下孩子最初打动他的就是他们对这一规则的坚持，于是在他的主持下，升国旗做早操。虽然总共加起来只有四个学生，金邦铎还是在上课第一天就任命了班长、学习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四个孩子都成了班干部，却依然为这并不难得的荣誉而显出激动与自豪。对于课堂内的一切事物，学生们则只有听从老师的命令，而不能有任何违规或个人的要求。在金邦铎多次因个人情绪而令学生们长时间自习时，没有哪个学生提出抗议，甚至自习时讲话也要被严厉处罚。当金邦铎去乡里开会而让孩子们上自习课时，他们依然有如老师在场一样，安静自学。当校工过来询问时，班长也只是在纸上写了“老师去开会”几个字，而未与校工交谈。这种依靠规则的自律意识也具有令人感动的力量。金邦铎收了钱，但并未宽待城里来的学生，而当其母来问罪时，他只是严肃地说了正在上课的事实，然后继续上课，来者就在自觉有违规矩的无趣中离开了教室。崔先生虽然年纪远大于金邦铎，一旦成为学生尤其是在课堂上的时候他也不得不遵从纪律、尊重老师。当金邦铎向村里提出为了给孩子们营造与汉城一样的学习环境而制订午餐计划时，村里认真地召开了全村村民参加的村民大会。这些细节不仅仅体现出一种现代人的规则意识，而且全面体现了韩国社会对老师的尊重与敬畏，以及韩国民众对文化的崇敬态度。

最具象征意味的是片尾的“丧礼”与“毕业典礼”这两个仪式化场面。虽然并没有多少人来悼念亡父，金邦铎依然一个人认真地布置了灵堂，主人跪坐、客人行礼的方毯、香案等一应俱全。当村民和孩子们认真行礼之后，金邦铎也毕恭毕敬地向这些包括小孩在内的人鞠躬还礼。虽然总共只有五个学生，只有一个毕业生，但是师生们还是一起将教室精心布置起来，并遵从所有毕业典礼应有的程序，从老师致祝辞、颁发证书，到毕业生向低年级学生祝福、低年级学生为毕业生献花并合唱毕业歌，等等，一应俱全。可以想象，这一镜头对曾有过相似经历的所有韩国观众而言，无疑是对美好童年的一次重温。而对于我们而言，则看到这一民族在坚持仪式、遵守规则这一方面的认真，看到仪式对于增进情感、美化心灵的巨大作用。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对传统仪式的认真维护，对于规则秩序不打折扣的遵从，韩国社会在高度现代化的同时也成功地保留了许多良好的文化传统。因为，规则意识是现代国民所应具有的一项重要素质。只不过新的时代更多了一些新的规则，也少了一些旧的规则。反观中国现实社会则发现，传统的仪式与规则已纷纷离我们远去，新的仪式比如各种会议、典礼已失去其情感凝聚的作用与神圣性。也许是因为生活中缺少这种规则意识与仪式感，我们的乡村电影中也缺少相应的反映，有的只是对乞雨、抬轿等已为现实生活所淘汰的旧仪式。因此，如果谈到促进大众树立健康健全的现代国民意识，重构某些优良的传统价值观与文化习俗等，包括乡村电影在内的中国电影，以及其他文艺载体，都应该发挥其正面建构的导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