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中的信念：《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民族与世界的融通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是伊朗导演阿巴斯1987年拍摄的一部影片。自此之后阿巴斯备受国际影坛注目。其影片大多将目光集中在不轻易受外界影响的乡村，展现乡村人贫困而不幽怨、艰辛而不委顿的生活状态，表现他们纯朴的本性与执着的精神。这里仅以《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为例简略概括其创作文化特征。

（一）关于贫穷、民俗与信念

影片的故事很简单，在一个名叫柯开的小村庄，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艾哈迈德看到老师严厉训斥自己的同学，并警告说如果下次不把作业写在作业本上就会被勒令退学。然而放学后小主人公发现他错拿了同学的作业本，于是为了归还同学的作业本，他一天三次从白天到夜晚，徒步往返于本村与另一个路途遥远的乡村之间，不停地询问，不停地寻找，既曾遭遇旁人的冷漠，也曾得到老人、孩子们的友好帮助，然而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他在一位孤身独居的老木匠的帮助下，趁着夜色回到家并替同学完成了作业，以另一种方式避免了同学被处罚。

在这里，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同为第三世界的乡村，贫穷是不容回避的现实。然而，阿巴斯对于贫穷的表现冷静而又简练。比如片首小主人公艾哈迈德在自家院中与母亲交谈，院中牵扯了几根晾衣绳，晒了几块白布，后景是灰暗的走廊，以及走廊上破旧的木床。母亲衣着灰暗，忙碌地洗着一件件同样并不鲜艳的衣物。而母子俩的交谈从未停止过，主人公在母亲的指挥下，一边照顾走廊床上的婴儿，一边忙着写自己的作业，并三番五次地向母亲表示要出去归还同学的作业本。这里随着人物忙碌的身影，镜头剪切的节奏甚至母亲的话语节奏都是快速匆忙的。当小主人公终于得到成人的同意走出家门时，顺着主人公的足迹，我们看到了一座座同样简陋的泥石建筑，蜿蜒的乡间小路，拥挤而布局毫无规则的村庄，曲折难行的小巷，等等。然而，导演对这一切的展示都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以一种毫无修饰的原生态展现出来，从而确立起一种简约而朴拙的影像风格。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对于民俗的有意展现，老木匠向主人公展示伊斯兰式的装饰窗也许是唯一的一次，但这也是和叙事有着重大关系的小细节。

故事几乎没有任何戏剧性，大的剧情起伏仅有两次。一次是当他知道铁窗推销员与同学同姓而抱着极大希望上前去询问，而结果却是全然不被理睬。另一次是当他费尽艰辛终于在一家院中看到一条与同学一样的裤子时满心欢喜，然而随后依然是毫无结果。故事就在这琐碎得近乎拖拉的简单重复中完成。情节一无可看，自然生态与民俗也无奇观可言，然而这一艰辛的旅途却足以让每个成人为其执着的信念而感动。同样，在影片中，凡是向主人公友善地提供帮助的人，一律都是孩子与老人，而以推销商为代表的成人无一不表现出对其询问的冷漠。成人的世界与孩子、老人的世界形成对比，这其中已经蕴含了批判的深意。然而，从叙事的表层看，这种批判又并不显露任何痕迹。因为这些成人无一不是处于不停的忙碌之中。

在影片叙事的绝大部分，艾哈迈德一次次燃起希望又遭遇无望，直到漆黑的夜晚也只能毫无结果地回家，然而他的归途却伴着难得的笑容。因为他从那位老木匠那里得到了关怀，只为这点友爱，一切徒劳的哀伤与恐惧都不再出现。也许正因为创作者亦胸怀着这种执着必胜的信念与博大纯朴的关爱之心，阿巴斯在让观众与人物一同历尽了艰辛甚至绝望之后，为影片安排了一个光明的结尾。他不把结局交给观众去猜测，而是坚定地告诉观众执着的付出必定有所收获。正如有论者所言，“对于阿巴斯而言，他对待世界的态度可以是愤怒，可以是宽容，可以是忍耐，但绝非虚无和否定。”^[31]阿巴斯最终打动这个世界靠的并非他的技巧，任何技巧如果没有人性的力量作为支撑，都会肤浅且流于表面。

（二）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融通的基础(www.xing528.com)

如果说，阿巴斯的乡村影像仅仅是止于表现贫穷中的人们美好的心灵、善良的德性，或在善恶对立中歌颂舍己助人的行为，那么可以肯定他的影片也就不会获得世界性的认同。而这正是我们有些强调道德伦理的影片所习惯表现的。在阿巴斯这里，成人世界尽管忙碌而冷漠，但并非分为善恶分明的群体。这里的成人世界也一样执着于他们的信念：对待孩子应该严厉。这一点在艾哈迈德的爷爷简单重复地命令孙子先为自己买香烟这一细节可以看出。母亲则反复强调不许出去还作业本的禁令。然而最终我们看到小主人公毅然数次往返于两个村庄之间，可见主体的意志已经从孩子的心中生长起来，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不畏险途。而当孩子夜晚回到家中时，我们看到母亲为孩子留下的食物以及几句关于熄灯就寝的简短交代，而不是严厉的打骂、责问或担忧之后的溺爱，等等。这里所体现的又岂能说不是对个体的尊重？虽然，在爷爷一边反复平静而固执地命令孙子，一边与周围的人群不紧不慢地闲聊达六七分钟之久的客观镜头里，创作者也为观众展示了伊朗传统文化中偏执、陈腐的一面。但是，不论成人还是孩子，都有着自己的个体意志与坚定的信念，他们执着于自己的目标，不言放弃，不言后悔，对于周折无所畏惧。这些不能不说是现代主体意志及其精神的显现。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虽然生活贫穷，但他们却似乎都并无觉察，没有悲泣郁积，也没有开怀大笑。影片的影像风格异常冷静，拒绝煽情。而滥于煽情正是诸多中国乡村电影作品的通病。

阿巴斯的作品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创作者，首先他对这个世界对人生有着自己的信念，并且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不甘心现实的沦落，而要在困境中寻找希望的影踪。在他的影像世界里，“人物在困境中坚守着人性的尊严，追逐着希望的光辉，让我们从中找回到一种罕见的情感。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处处弥漫矫情的年代，伊朗电影使人类真善美的神话重新复活了一次。”^[32]正因为如此，他的影片为人类提供了以个体意志与主体精神超越困境的力量与信念，于是发生在贫穷的伊朗乡村的再简单不过的故事却总是能够打动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观众。对于现代都市人而言，他们同样面对着生存的困境，而这困境不是来自物质而是来自精神世界，他们需要精神信念的引导，于是良好的传统与现代理性相互融通。而中国的主旋律乡村电影往往因急于思想政治觉悟的灌输而失去冷静与真实，艺术电影则大多呈现困境却拒绝或者无法给出出路。

比如，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与《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有着某种相似性，都是一个孩子为了某个善良的愿望执着地踏上艰难的寻找之旅。所不同的是，魏敏芝最后的成功得益于媒介、他人（城市）的帮助，而艾哈迈德完全依靠自己。虽然张艺谋的煽情与阿巴斯的冷静形成了不同个人风格的鲜明对比，但风格并不是本质性的区别。对比之下，《一个都不能少》更多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电影面对困境时的一种共同倾向，即把解决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他者”（他人、政府）而不是自我的主体性力量上。我们总是在银幕中寻求“好人”“好事”的帮助。这种共同的无意识倾向难道是因为当代中国人失去了自力更生的勇气与坚韧的意志力吗？是因为现实中的民众还未真正确立起全面的主体意识，在利益面前可以做到当仁不让、据理力争，而在困境面前却总是期待贵人相助、天赐良机吗？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电影创作吝惜于对个人主体力量的发掘与呈现。

2004年的中国电影《上学路上》讲述了一个小学生为了自己能够继续上学而历尽艰辛的故事，并有意强化了主人公王燕的个体意志与品性，与《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一个都不能少》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然而，在这部影片里，我们也同时看到王燕妈和其他同样处于贫穷中的孩子及其家长，都希望得到政府的免费名额甚至为此费尽心机；看到重男轻女、收受彩礼的陋习，相亲的小男孩的奸诈，大瓜、二瓜的自私，等等。因此，王燕这一人物是凸显出来了，其他人物的精神世界则被埋没。而说到情感，甚至在王燕身上，其与母亲、弟弟、老师之间的情感也未能得到细腻表现。王燕的母亲，可以花50元买水，可以给两个儿子花12元换新书包，却不愿为女儿出20元学费，并早早给女儿说对象以收受彩礼。然而影片后半部分的叙事又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妇女竟然自己也曾有幼年失学的痛苦并最终为女儿的精神所感动，感动之后却又不是自力更生想办法而是费尽心机讨好老师并以此争取免费名额。此外，在这部影片中我们还看到政府已经减免学费而只收少量学杂费，而且每年有一定数量的全免费名额，看到有男人常年在外打工的家庭也能领到政府救济的土豆等粮物，可以说政府关怀老百姓的身影无处不在；然而我们却又看不到政府对计划生育、婚姻法的有力执行，与此同时也未能看到这些盼救济、争免费名额的农民自己创造财富的力量。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剧作的多处内在矛盾，而且也不禁怀疑我们民族自力更生的顽强坚韧以及相互谦让等美好品格是否已真的随风而逝，或者只是创作者没有发现这些美好并将其搬上银幕。事实上，当前的农民主要是靠自己创造的财富求得生存，也依然要靠自己创造财富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也还要落实到农民的劳动与创造中去，但是影片却无意于表现人民自己劳动与创造的力量。就是这样一部影片，也拥有了“主旋律”的身份，是否有些不可思议呢？最关键的是，这是一部表现孩子求知欲的影片，而这里的老师的形象更多地沉溺于学杂费、取暖费、水费、免费名额等琐碎事务之中，其精神世界未能得到有力刻画，民众对于文化的崇敬之情等也未得到体现。与我们即将讨论的韩国电影《乡村男教师》相比较，这些都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化精神缺失的结果。

自然，伊朗也并不仅仅只有银幕上的贫穷与美好两个方面，就伊斯兰文化而言，也有许多残酷而落后的一面。伊朗导演目前所共同选择的这种回避策略，固然有其宗教信仰以及当局监管的原因，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电影管理体制的宽松对于繁荣创作固然重要，但优秀的作品总是能够从体制的夹缝中成长。

最后，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伊朗电影只是风格的一种。如果世界乡村电影都呈现出伊朗电影的慢节奏形态，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伊朗电影主要是靠“获奖”来促进其世界影响的。我们要从伊朗电影中学习的是其文化态度与艺术精神。而对于习惯于“听故事”的中国市民观众而言，来自情节叙事的观赏性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