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文化人的“文化人”特质不仅仅在于其知识技能、身份、职业等，更在于不同的生活意趣。而乡村文化人的这一特点在此前乡村电影作品中基本被忽略。作为独立“个体”而非整个“乡村”的建设者而存在的文化人形象在迄今为止的乡村电影创作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2004年由新生代导演李欣执导的《自娱自乐》可以说是一个有着多重读解可能的文本。比如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消解，对乡村电影的反讽，以及对电影本身的解构，等等。在此，从人物形象谱系的角度，我们仅仅要说的是这一文本又为乡村电影刻画了一个全新的乡村文化人形象。米继红，一个乡文化站的普通工作人员，仅仅为了抚慰自己心爱的女人在明星梦破碎之后的失落，竟异想天开地买了DV摄像机，带领全村闲来无事的农民拍起了武侠片。从性格上看，他沉默而不善言辞，柔弱而胆怯，甚至带有先天的忧郁气质，是一个“文化”气十足的人。这是一部无关乡村现实生活的影片，但是米继红这个人物却为乡村文化人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另一个新的天地，即乡村文化生活的引导者。知识文化在这里不仅仅只是可以发挥其对于乡村经济建设以及人才教育的重要作用，它更可以于无声处显现其对乡民生活情趣的影响。乡村文化人的“文化人”特质不仅仅在于其知识技能、身份、职业等，更在于不同的生活意趣。而乡村文化人的这一特点在此前乡村电影作品中基本被忽略。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父亲形象，虽仍有奉献者与受难者的痕迹，但创作者显然已突出了他不同于普通农民的个人生活意趣或称生存诗意。
总的来说，1949年以来的乡村电影中，乡村文化人更多的是奉献者与受难者相结合的形象，而很少对其性情、爱好、理想、家庭、情感等作更为丰富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的高加林、孙旺泉是其中极少数刻画得比较成功的乡村文化人形象。作为独立“个体”而非整个“乡村”的建设者而存在的文化人形象在迄今为止的乡村电影创作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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