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时代的个人奋斗者：命运抗争者的主体性支配

与那些主动“留乡”的理想化的家乡建设者所不同，《人生》《老井》《凤凰琴》《那一片森林》等影片为我们塑造了另一种乡村文化人形象，高加林、孙旺泉、赵巧英、张英子、桃桃等。他们急于摆脱农村，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并为了这个目的而奋斗。然而，他们的奋斗结果不是重新回到原有的生活轨道上来，就是一种想象的留白。比如离开乡村的赵巧英和张英子在乡村以外的生活，影片并没有向我们作任何实质性的介绍。因此，我们姑且把这一类乡村文化人称为悲观化的个人奋斗者。高加林可以说是此类人物的原型。这里仅以高加林的悲剧阐述乡村电影对这一类人物的塑造。

（一）义无反顾的离土情结：对命运与社会的抗争

在城市与乡村一目了然的各种差异中，作为有能力在城市生存的乡村文化人，其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是无需任何理由的。作为“文化人”，这“文化”首先不在于对乡村的发展和建设能起到什么作用，而在于学校生活丰富了高加林的精神生活，城市为有文化的高加林们打开了另一扇更为绚丽多彩的世界的窗口。

虽然高加林一出场便被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无意当农民的他因生活的捉弄不得不回到黄土地。但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高加林不愿意遵循着这既定的传统道路而生活。他向他的父亲宣言：“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就在咱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土地连接着农民的生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是近乎宗教般的圣洁情感。而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却对从土里刨食不屑一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这个要“自己的活法”的宣言，不仅仅是一次个人向群体的挑战，也是学校式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颠覆。

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是安土重迁的。“安土重迁”的传统文化心理不仅仅在农民身上存在着，同时也以“安于现状”的惰性形式内化到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理深层。因此，高加林的“离土”宣言，是一个觉醒的主体与既定命运相抗争的斗争精神的写照。实际上人类历史也正是这样一部斗争史，同自然、同社会、同人生等抗争的历史。没有抗争就没有人类文明的演进；没有抗争，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加林最后向土地与传统的回归才更具有悲剧意义。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当这种抗争体现在个体上时显出一种悲剧性，这种悲剧常常使人产生“恐惧和怜悯”的感觉。^[9]尽管如此，高加林身上强烈的自我意识及其努力实现自我的精神，在1949年以来的乡村电影中是难能可贵的。(www.xing528.com)

但是高加林的反传统性与斗争性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显而易见，如果不是因为出生在农村，他也可以在县广播站或食品门市部等单位上班，如黄亚萍和张克南那样，从而有可能拥有另外一种人生轨迹。然而，由于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只好回到土地上来。对于这种与县里同学之间的差异他并不怀疑其天经地义性。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高加林似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实现了自己作为文化人的价值与尊严。只是当他民办教师的职务被权力者无端夺走之后，他才愤怒起来。他开始向他人展示自我的力量与价值：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巧珍一起骑自行车逛县城，并不顾守旧势力阻碍搞了一场“卫生革命”。他的这些行为在山村引起轩然大波，他自己却从中获得几分快意。然而进城遇到同学时的自卑、卖馒头时的尴尬，掏粪的屈辱经历再次使高加林本已安静的心重新猛烈地躁动起来。离开高家村，离开黄土地，对他来说既是人生的理想，也是无奈的选择。而这本身说明了，他对传统的背叛只不过是对命运不公的一种反抗。因此高加林们的离乡愿望，实际上体现的是农村有志青年对城乡等级差别的反感与抗争。

（二）左右摇摆的爱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悲剧

高加林作为农村知识青年，曾在城市尽情地呼吸过现代文明的空气，他不愿沿袭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辈子从黄土地里刨食的古老生活方式。他的唯一愿望就是走出黄土地，这是他的人生理想。他对爱情的选择也就成为追求人生理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决定了他在刘巧珍和黄亚萍之间只能选择后者。

如果说高加林在与刘巧珍的爱情中，有一种明显的精神优越感，那么在他与黄亚萍的爱情发展过程中，则时时感到自己处于“受支配”的地位。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爱，这爱和他的人生理想紧密相连。然而他却没有幸福感，他时时想起温顺依从的巧珍。高加林的人生悲剧并不在于其回到原点的结局，而是其绕圆心一周后对这一结局的认同，并把这种结局当作不可违背的生活准则而接受，当他拒绝黄亚萍的爱时，也就同时否定了自己对人生的全部追求，这才是高加林悲剧的真正所在。可以说，在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传统的阴影一直追随着他，他向往现代生活，又难以摆脱传统的束缚。他惶惑不安，也因此痛苦不堪。这困境带来的惶惑不安属于一代人，这是整整一代人的共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