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化的家乡建设者：乡情驱动下的知识青年

十七年时期，一方面因为历史的局限农民及其子弟接受教育的比率极低，最初的乡村普及教育也只停留在初步“扫盲”的层面上，大量农民都属于文盲和半文盲。另一方面，报考中学、大学等都需要符合出身条件，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可以通过寒窗苦读跃出农门。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克服家中劳力需求、经济困窘以及离乡就读等种种不利条件读完中学的农村知识青年少之又少。此外，由于国家建设初期大量厂矿企业在乡村招工，而那些中学毕业又尚未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自然是厂矿企业的首要人选，当然前提条件是没有任何成分或政治问题。这样一来，在当时的现实乡村中立志扎根农村、建设家乡的乡村文化人实属凤毛麟角。

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在乡村电影中，一方面是乡村电影中的乡村文化人形象也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有限的影片对乡村文化人形象的塑造都集中在“知识青年”的人生道路选择以及“知识”对于乡村的作用上。即他们最终都选择了留在乡村，并以其所学文化知识建设家乡。这一类乡村文化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家乡建设者”。

（一）回乡理由的倾斜

《花好月圆》中的灵芝、有翼，他们与热衷于个人致富的家庭决裂，选择参加劳动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李双双》中的桂英也是一位回乡知识青年。她勤于农业劳动，不愿意按其父母的意愿嫁进城，而与勤劳正直的农民小伙相爱。这几位乡村文化人的塑造，都旨在肯定其不贪图个人安逸而吃苦耐劳的高尚品质，但是并没有为他们的选择提出更为有力的理由。

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则借孔淑贞与高占武的谈话，更明确地解释了受“乡情”驱动而回乡的理由。他们不论是在当兵期间还是在读书期间，从来没有忘记家乡的贫困，从来没有忘记家乡的亲人，因为这种怀念和热爱家乡的情感，他们回到家乡。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家乡的面貌，而不愿意做一个“连故乡都不爱”的人。然而，就在这同一部作品中，还有另一位乡村知识青年李克明，他并不像孔淑贞那样从一开始就满怀豪情地立志当一名“社员”，而是四处托人到大城市找工作，一直到影片结尾才在剧作者的要求下放弃了去城市工作的意愿。可以说，无可奈何的“别无选择”和对“故乡”的爱即乡情，正是所有乡村文化人回乡的共同理由。

乡情几乎是所有离乡之人的共同情感，这种情感是全人类的共性，它是真切的也是深层的，甚至是永远无法斩断的。但是，这种乡情是否足以支撑那些本可以进城的乡村文化人留在农村，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别无选择”是绝大多数知识青年留乡的真实原因。但是大多数涉及乡村文化人去留选择的电影作品，皆以“乡情”为回归逻辑。新时期以后的影片中，因为此时农村青年即便高中毕业也几乎没有进城工作的机会，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地成为农民。有选择余地却因乡情而主动回乡的知识青年则变成了大学生身份。

（二）知识作用的夸大

乡村文化人的本质特征在于体力的弱化与知识的富有。由于乡村农业生产与水利建设等都需要强劳动力，因此为了讴歌这些主动放弃城市生活、立志建设家乡的理想主义青年，十七年时期乡村电影往往需要突出“知识”在乡村的作用。

虽然孔淑贞、李克明并不是修渠的主要技术支持者，孔淑贞更主要的是作为工程队的生活服务员而存在，帮大家洗衣、送水等，以一个女性的温柔与体贴给那帮男性带来精神的动力。但是到了1962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续集，孔淑贞、李克明这样的乡村文化人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修建水电站的主要技术员。觉悟提高之后的李克明成为水电站的设计者。电学知识与电工技术当然是传统的民间能人所未接触过的新领域。《山村姐妹》中的金铃、金雁姐妹俩则致力于水果嫁接栽培技术，使村里的海棠嫁接苹果大获丰收。如果说，在兴修水利与农业种植技术等领域中学文化程度的乡村文化人确实还能起到一些技术指导的作用，那么，农民自己修水电站就只能是创作者对这些乡村文化人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而已。

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消退，十七年时期这种明显夸大中学程度的乡村文化人的知识技能作用的倾向不再呈现。更准确地说，整个八九十年代乡村文化人绝大多数都以乡村教师的身份而存在，他们并不直接参加家乡的农业或其他经济“建设”，而是以“教育”形式支援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如《多彩的晨光》《远方》《巴河镇》都讲述了大学生毕业回乡当教师的故事。2003年的《暖春》中，影片结尾长大了的小花也选择了回乡当教师来报答无私养育自己的一方水土。

总的来说，不论是十七年时期的中学生，还是新时期以来的大学生，这些在乡情的支配下主动回乡的乡村文化人，他们的精神诚然可贵，但是这样的影片往往缺少现实生活逻辑的支撑而多少显得虚假，尤其是大学生回乡的故事。此外，形成有趣对比的是，十七年时期这些不具备高级专门文化知识的乡村文化人满怀激情地从事着超出其知识能力的种种大业，如科学种田、兴修水利、革新器具，等等；而新时期以后具备了高级专门知识的大学生回乡，却不约而同地投身于中学生即可从事的中小学教师职业，而对家乡的经济建设无动于衷。对比之下，只能说明这两者都不过是出于意识形态宣传需要或出于创作者排遣乡情的需要，对乡村文化人的一种理想化虚构。这些理想化的“乡村建设者”与下面我们即将论及的作为“个人奋斗者”而存在的乡村文化人相比较，就更显其人物塑造的苍白与无力。(www.xing528.com)

（三）农民特质的缺失

灵芝、孔淑贞等人的性格心理等实际上与非文化人的李双双颇有几分相似。她们既有勇敢大胆、敢于直言、不怕苦累的“铁姑娘”的一面；又有文化人的沉静、深思、灵活的一面；而作为农民的一面则几乎缺失。甚至农村姑娘在爱情表达上的羞涩，也几乎被她们主动大胆追求男性的行为所消解。

在李克明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更真实的属于文化人的一些人格气质，比如他在影片中始终表现出比其他人更爱清洁，也比其他人更能言善辩，比其他人更机敏灵活，第一次引爆时的胆怯，工程受挫时很快气馁，以及追求孔淑贞的种种浪漫而细密的心思，等等。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乡村文化人作为民间意见领袖的特征。比如，高占武、曹茂林招募志愿队员时，二狗等普通农民青年首先询问李克明的意见，他解释说：“我怎么能去呢，我是记工员，我走了谁记工分？”于是二狗和小亮等普通农民也不报名参加。后来在李克明报名后，大家才开始纷纷报名。而在放假回村的那一天，二狗们也是看见李克明重回工地，才想跟着重回工地。而李克明之所以报名、重回工地却只是因为爱情。因此这个人物的文化人气质表现得较为充分，但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同样很难看出其作为农民的文化心理。

进入新时期以后，理想化的主动回乡者纷纷转向教师行业，在他们身上，我们也很少能够感受到属于中国农民的传统特质和文化心理积淀。

《老井》中的孙旺泉也许是一个特例。从个人理想意愿以及影片的总体情感倾向上看，他不属于带有浪漫与乐观倾向的家乡建设者，而属于我们在下一小节即将讨论的另一种乡村文化人，即悲观化的个人奋斗者。或者说他是两者的结合，非理想化的家乡建设者和非悲观化的个人奋斗者。

其一，他并不是一个在浓郁乡情的支配下，在一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支配下，认为家乡需要自己，自己可以改变家乡，从而主动选择为家乡而奉献青春的人。他像高加林一样希望离开这厚重而苦难的黄土地，他也曾决意和恋人巧英一起离开家乡，追寻更为自由、开放而现代的新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个人奋斗者。

其二，虽然并非出于其主观意愿，但从客观结果上而言他成了家乡建设者。他在为个人理想的奋斗抗争失败之后选择了为他人、为传统、为家乡而留下。他结合自己的知识，为老井村打出了第一口井，初步显现了其以文化知识之长成为家乡建设者的人生轨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被动的家乡建设者。

其三，知识的作用在这里也没有被片面夸大。他的成功，只是打出了一口井，而不是马上就修建了水库电站或创办了厂矿副业，实现了家乡的脱贫。因此，他的成功不是理想化的粉饰。但是，与上述那些理想化的家乡建设者相比，他的成功也并不能带给他理想的爱情与人生，没有让他欢欣鼓舞。对于他所在的乡村，他是英雄；对于他自己，他又是一个悲剧。即他是一个悲观的、不彻底的个人奋斗者，一个被动、非理想化的家乡建设者。

其四，他既是一个“文化”人，又是一个“农民”。在他身上，一方面是在苦难中成长的朴实勤奋、坚忍顽强、安土重迁、恪守伦理规范的农民品格；另一方面是在时代熏陶之下形成的开放视野、革新勇气以及反抗传统的文化人气质。他既拥有一个不安分的、向往现代文明的灵魂，又蜕尽了高加林的激进和虚狂，他是被动的，又是务实的，成为新时期农村有文化青年的又一类优秀代表。在这里，创作者寄托了自己对社会变革时期农村有为青年的前途、命运的哲理思索。

也许正因为这种特殊性，孙旺泉这一人物形象显现出更高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与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