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民的黑色裂变：新型乡村能人

上述乡村能人形象更多地体现了农民勤劳质朴、善良忠厚的品性，以及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执着坚韧。但是，乡村能人显然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前所述，乡村能人是乡村的主要建设者，也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者，充分展现了农民的聪明才智和文化观念。但是农民的文化观念、乡村的价值取向中也并非没有负面因素。

事实上，乡村电影中还存在一种作为反面人物的乡村能人形象。比如《花好月圆》中的范登高、富农“能不够”，《人生》中的“二能人”即刘巧珍的父亲，等等。从技能、经济地位乃至在乡村的影响力上而言，他们也是民间能人。“富农”如果不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成分，而仅仅是作为富裕农民的话，其指涉对象在绝大多数情况就是乡村能人。没有技能，单靠勤劳的农民是很难成为乡村富农的。

十七年时期“富农”成分的农民形象，其“能人”的一面被抽空，只展示了其“为富而不仁”的自私吝啬、奸狡邪恶的一面，从煽动群众抵制入社，破坏农业生产或水利建设，到成为纵火行凶谋害人命的反革命分子的帮手，等等。他们做这些坏事只是出于纯粹的“破坏社会主义”或者试图保留自己已经拥有的利益的目的。刘巧珍的父亲之所以成为站在高加林对立面的“反面”人物，则只是因为“嫌贫爱富”的势利和几分只顾“小家”不顾“大家”的狭隘。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自私吝啬、势利等，这些人性的非善因素大多是一般农民可能具有的传统心理，或者说是一种人人皆有可能不同程度存在的常情。

1997年的《红月亮》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不同常情的反面“能人”形象——倪土改。他办厂开店，全村几十口人仰仗他的工厂生活。其在乡间的影响早已超出十年前《乡民》中的王才。王才在乡村能人形象系列中是具有转折性的标志意义的。首先，他不再是单纯地折腾农民的“副业”（开窑采矿亦是乡村传统的副业而已），而是办起了属于城市的“工厂”。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即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的转变。其次，王才不再是于不断折腾与失败的过程中寻求亲人支持与乡邻理解的观念型能人，他一出场就是一个成功者，他不再对自己被周围人另眼相看的孤立地位表示沉默，而是主动地追求自己在乡村社会中应有的强势地位。但是他还可以接纳其他农民在其工厂入股。他与其他村民之间尚有平等基础上的乡情。而倪土改在乡村的地位已经不需要像王才那样去努力争取，普通农民也只能在其工厂做工而不可能成为股东。村民甚至村长都不得不臣服于倪土改的权力与地位，他们与倪土改之间不再有温情脉脉的乡情。但总的来说，倪土改的主要生活空间已经转到城市，他已经是一个“进化”为“城里人”的农民，代表着以金钱抵消罪恶的逻辑。在金钱与尊严之间赤裸裸的交易中，双方都认可这交易似乎也体现了某种公平、坦荡或者自由自愿的市场逻辑。

2003年的《盲井》则让我们看到了“为富”“能人”的另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能”与“恶”，在这里不再有基于金钱交易之上的自愿与坦荡。因为其“致富”之快，唐朝阳甚至萌生自己开一个煤矿的理想，并认为自己比那些矿长在行得多。而宋金明的理想是给孩子把从上小学到上大学的钱都存够，一分钱也不花。这理想之高也说明其已然具有不薄的经济实力。因此这两个中年农民在其乡邻看来，当然也属于“能人”。这两个“能人”的故事之所以让人不忍触睹，还不仅仅在于他们活生生地坑害人命骗取钱财的残忍，更在于他们的狡诈圆滑，在于他们于残忍狡诈之外尚有一些人之常情，在于他们也有诸多无奈。(www.xing528.com)

他们在害人性命后又以死者亲属的名义向矿主索要抚恤金时，居然真如亲人枉死一般痛苦，并假扮出城里人所熟悉的农民的憨厚怯懦以及因为穷而爱贪小便宜等这些弱点，轻易骗过同样黑心的矿长。在这里，他们所表演的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过去的自己，而他们现在早已不是那个轻易受人威吓、利诱、欺骗或欺凌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再是那个遇事只知道找爹娘或村长支书的无知无能又无主见的农民。他们不管是面对善良的农民同类，还是狡猾的黑心矿主，都能镇定自如、惟妙惟肖、丝丝入扣。乡村能人的“智慧”被异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是，他们又不单纯是恶的化身，他们仍然相对保持着农民的节俭，对家乡的一份期盼，对亲人的一份爱心与责任，承担着一个男人养家的重担。当然，这种节俭已经不再是如陈奂生一般舍不得花五块钱住店，他们偶尔也会带着痛惜之情豪爽地嫖娼，从而满足自己男性的饥渴。但是他们又绝不会把自己的“黑心”血汗钱毫无节制地消耗在女人身上。最令人惊叹的是，他们自己干着这样的勾当，却从未意识到自己的罪恶，甚至还对电视里的贪污腐败分子抱有深恶痛绝之情，一如平常的老百姓。在他们轻描淡写地说着电视新闻节目里的贪官“跟咱村的支书一个球样”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他们对自己家乡的乡村基层权力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却又听任这种权力腐败畅行而无反抗的愿望。这种麻木，反过来又使他们以自己农民的蛮力、狡黠和无知无畏的残忍转而戕害比自己更弱小的同类。因此，唐朝阳、宋金明与其说是已经“进化”的“城里人”，不如说是农民的“退化”式“蜕变”。他们蜕掉了农民的良知，变得麻木残忍而凶悍，却还未蜕尽农民的朴实粗俗以及沉默而简单的灵魂。而促使这种蜕变的原因更是令人深思的。正如唐朝阳诘问宋金明时所说的，“你同情他，谁来同情你？”在这句话里所隐含的二人曾经有过的辛酸也许正是他们走上这邪恶一途的原因所在。乡村的贫穷与不正之风，生存的压力和城市的熏染，都只是基础因素，恶的一面被激活的暴发因素更在于他们曾经在本分打工的年月里，缺少来自政府与他人的关爱和体恤，缺少来自“城市人”的同情和尊重。他们出卖体力，然而他们的劳力所得与城市人相比显得如此不平等，他们从未真正享受过与市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在这个世上他们没有安全感，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尊严和地位。他们的尊严已然先于良知被抽空，灵魂的空白也就随之产生。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支书”这种曾经代表异样“红”色品格的人物使得黑心的矿主也有几分害怕。他害怕，是因为他心目中的农村支书还是正义凛然的。而事实上，在这里，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不论矿上还是乡下，也不论骗与被骗，已经有着一样的黑色，一如那漆黑的煤井。农民那曾经的红色，那曾经的纯朴，已经在这城市、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中被染为黑色。农民的灵魂已是一枚深深的盲井，看不见光明，而不再是只能见一方天空却有清泉凝聚的古井。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力度，随着政府农村工作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农村与农民的弱势处境开始出现逐步改善的迹象。比如，进城农民工的工资有了不再被无故拖欠的保障，农民子弟不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上学都有了更多的便利，普通农户的农业税费一再减免并开始获得相应的农业补助款等。这些事实让我们相信，随着农民的生存处境的日益改善，乡村生活将有更多美好的一面等待乡村电影创作的表现与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