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干部的性格与人格的介绍

德伦西说“只要是人性，必可被理解”^[5]。通过这些乡村基层权力者的人生轨迹与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共同的农民文化心理在这些人物身上投下的斑驳光影。

高大泉式人物更多地体现了农民性格中勇于斗争的革命性的一面，体现了农民的勤劳善良与正直质朴的品性以及顽强坚忍的意志，与此同时也体现了农民人格中对权威的依附性的一面。马克思曾指出：“农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必定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头上的权威。”^[6]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民文化对农民自身就是一种精神枷锁。作为农民，这些乡村干部虽是有权者，但是在革命与斗争胜利以后仍然需要依附于新的权威与主宰。

在山杠爷式的乡村干部身上不仅有敢于斗争、正直善良、勤俭奉公的一面，同时那种坚忍顽强的意志转变为蛮霸固执的一面，体现了抽象的农民共同体心态中父权的一面。正如秦晖所说：“具体农民通常都希望保留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享受富有人情味的生活，而极不喜欢严酷的父权。然而抽象农民即农民共同体却总是有副严厉的父权面孔。争取解放的农民反对父权，一旦获得解放却又建立起父权。”^[7]山杠爷之所以激起我们的同情，也许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或多或少也还残存着这种农民共同体心态，而不是简单地源于对其目的之“善”的认可。(www.xing528.com)

在贾仁贵式的干部身上，农民的蛮霸气（也是革命性的基础）进一步膨胀为蛮横无理的匪气。与此同时，他的性格中还有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狡黠、浅薄和无耻，这是其非农民性的一面。如果说金樵爱贪小便宜，是人类自私自利的本性在农民身上的一种表现，那么贾仁贵的“恶”则是农民式的蛮霸与人类自私自利的本性以及政治恶习的综合产物。一无所有的农民式的拼命三郎精神，曾经让贾仁贵成为战场上的英雄，然而这种无所畏惧最终促成毫无理性与底线的贪婪、残忍和无耻。这个人物不由得让我们想起许多中国大贪在东窗事发之后忏悔时经常会讲到的一句话：“我曾经是一个农民。”当然，这句话中的“农民”往往是用来标榜自己曾经是很纯洁、很纯朴的。我们并不认为农民皆是毫无自私之心的“高大泉”式的透明人物，甚至很多农民都有爱贪小便宜的习性。但是从农民的小贪到国家的蛀虫到底有多远，到底经过了哪些环节，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