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卡里斯马型乡村干部：权力的衰减与变迁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众声喧哗的格局中，我们还看到了乡村权力变迁的另一种倾向。即在某些乡村，基层权力不是朝着扩张与变异的方向发展，而是出现权力日益弱化或权力观念日益淡漠的倾向。这一类乡村干部在其工作与生活中，往往并不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干部”身份与责任，也缺乏威慑力，其权威经常受到具有“象征的视力”的人物的挑战，因此这种权力状态可称为“唯实者的低能”，而这种乡村干部则可称为非卡里斯马型人物。正因为其“无能”，因此在他们影片中也往往“无名”，只具有“老社长”“老支书”“村长”“老村长”等象征性称谓。而且这一类乡村干部不是长者就是观念保守者，其权力面临被取代的潜在危险。具有寓言性的典型代表就是《秋菊打官司》与《二嫫》中的“村长”。

在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中，一村之长的威严再次受到一个李双双式的倔强农妇的挑战。对于村长来说，让他给秋菊一个说法即赔礼道歉，比让他改正那农民特有的粗暴作风更为艰难，因为这个说法直接象征着他一村之长的尊严。

如果说，面对比自己更为倔强的秋菊，“低能”的村长终因踢人一脚而被刑拘，这一结局直接象征着个体主体性的胜利与政治权力的弱化；那么《二嫫》中的“村长”，更是乡村政治权力“无能”或“退隐”的寓言。在这里，虽然“村长”总是不乏怨气地向旁人申明：“早就不是村长了！”然而每一个人仍然直接称其为“村长”，他仍然是这一影像时空中唯一的政治权力者。然而，他家的地基比邻居“瞎子”家矮出一大截。拥有汽车与电视机这些现代化的财产直接决定了“瞎子”在村中的经济地位。“电视机”引来全村村民的目光，“瞎子”家成为全村的中心。而“村长”不仅不再是乡村社区的中心与强势，即使在家庭内部也退化到“家庭主男”的位置。这种地位倒错的悬殊，正是政治强势被经济强势所取代的象征。“村长”的性无能更是其所代表的乡村政治权力无能的直接隐喻。

面对经济强势而显现出无能或低能态势的乡村干部，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影片中大量存在。如《喜莲》中正当壮年的村长是复员军人，然而却安于贫穷的现状，没有任何开拓进取的精神，也没有凝聚群众的威信，因此其地位远不如其妻子——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喜莲。《红月亮》中的村长，不是为被强暴的倪豆豆维护人格尊严，而是提出让强奸者赔偿两万块钱，理由是倪土改的工厂养活着村里几十个人。倪土改的经济强权正映衬着村长的政治权力的低能。《民选村官》《竞选村长》等影片中观念保守、安于现状的老村长，也都在面对新一代致富能人即乡村经济强人的竞争时，面临权力被取代的结果。(www.xing528.com)

如果说乡村权力的异化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而伴生的罪恶，或者是权力与生俱来的一种可能属性；那么，乡村权力的弱化倾向则是长期以来积淀在乡土文化中的惰性与小农自足意识的一种自然流露，是乡村经济在经过80年代的恢复与积极发展期之后步入一个相对回落的保守期的一种自然反映。整个社会的政治情结迅速退化与淡漠；农户与集体之间较少经济上与组织上的关联性等，也都是原因之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权力的扩张与异化肯定是不利于乡村社会健康发展的，然而权力的过分弱化也会导致乡村社会失去精神的凝聚力，进而影响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当前乡村电影创作还缺少对这种权力弱化现象及此类乡村干部内心世界的揭示，缺少对此予以深层文化剖析的力度。

2006年的新片《天狗》则为我们揭示了另一种乡村权力弱化的现实。这里的“村长”同样遇事三分躲，不想得罪人，得过且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村长只是个摆设”。然而，这个村长并不是自甘无能与贫弱，而是受制于经济强权型恶霸及其与政治权力之间所缔结的强大关系网。因此，他在得知孔老三也死了之后，第一次无所畏惧地表达了自己仅仅作为“摆设”的愤怒，并不无鄙夷地指出一本正经的乡长同样不敢得罪孔家三兄弟的事实。在这里，村一级的乡村政治权力的弱化实际上是由更高层次的政治权力的异化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