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扩张与变异：反卡里斯马型乡村干部的优化方案

在塑造卡里斯马型乡村干部的同时，上述乡村电影作品还塑造了另一类乡村干部形象，即作为反面人物的乡村干部。比如《金光大道》中的张金发，《李双双》中的金樵，他们的“恶”是与正面形象的“善”相对立的，这一类人物可以称为反卡里斯马型乡村干部。

在影片《李双双》中，生产队长金樵首先是记工分马马虎虎，受到李双双写大字报的批评；随后又在地里施肥时请路过的拖拉机手协作，既多拿了工分又省了力气；再后来则是因为经常不出工却总拿困难户救济工分和干部照顾工分，受到李双双的批评；最后则是在跑运输途中利用公家的车和马帮人运西瓜后将挣得的运费私分。这些事情即便是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从性质上说仍然是对待工作敷衍了事、利用干部身份谋求特殊化以及贪污公款。在这一点上，新时期以来的反卡里斯马型干部形象正是在金樵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随着权力的逐步扩张与异化，我们看到了高明楼、山杠爷、贾仁贵等一系列乡村干部形象，这些形象折射出乡村权力在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大潮中出现的种种失范现象。

1984年由吴天明执导的《人生》曾经引起中国电影界的强烈震动，其最杰出的贡献在于“高加林”这一至今仍不失其经典意义的乡村文化人形象。影片的重点在于高加林的人生命运，对乡村干部表现不多，但该片也为我们塑造出一个更具现实性的乡村干部形象，更准确地说是“乡霸”的形象，即村长高明楼。

高明楼作为乡村社会的实际掌权者，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农村党员领导干部的一些共同特征：有能力、有胆魄、精明干练、老于人情世故。这些人也确实运用自己的才干在农村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权力机制长期缺乏有效监督，在这些人身上也滋生了不同程度的特权思想，导致权力的异化。为了谋取个人私利，他们常常置党的原则和人民利益于不顾，成为横行一方的“土皇帝”。高明楼本来很器重高加林的才干，高考落榜的高加林回乡后能够一度成为乡村教师，正是出于高明楼对高加林的认可。但是当自己的儿子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时，高明楼毫无理由地让他顶替高加林的职位。在高家村除了高加林，其他老百姓则多慑于其权势而敬之畏之，恰似千百年来封建社会中的“顺民”。正如高加林的父亲在儿子的饭碗被无端夺走后，一方面痛惜儿子，另一方面却丝毫不敢有所怨言，甚至吩咐妻子往后要对村长多给笑脸并给村长家送一篮茄子。由此可见农村权力的异化现象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而广大农民的委屈、顺从、缺乏主人翁意识同样可悲到了什么程度。当然，高明楼也不是那种一味认死理、四处树敌结怨的倔人，或者天性邪恶、无恶不作的人。他精于人情世故，善于化解矛盾，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也能主持公道。比如他支持加林和巧珍的恋爱，并对巧珍的父亲说高加林是有文化的人，今后的农村将是这些有文化的娃子的天下。这都说明他本身对于文化的尊重，具备识人、识才的眼光和智慧。由于高明楼在这里不是主人公，加上电影篇幅的限制，《人生》对于这一类乡村干部的内心世界、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表现得并不多，从而使这一形象显得有些单薄。

而《被告山杠爷》则是一部以乡村干部为主人公的影片，因此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丰富的乡村干部典型。“山杠爷”是一个偏远山村的村长兼村支书，几十年来党政要职一肩挑，同时还是宗族之中的爷爷辈分。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在原小说中，村里成年人对这一典型人物的称呼是“杠叔”，而在影片中，“叔”成了“爷”。虽然是一字之差，但其表意效果是全然不同的。

影片完成于市场经济大潮已经席卷中国每一个角落的1994年，纵然是偏僻穷困的山村也在民工潮中开始了与“城市”的亲密接触。在一个一切向“钱”看，一切以“钱”为价值取向的年代，如果还是一个“叔”字辈的壮年农民，他不可能不受商品经济时代的影响，不可能是一个口口声声只有“国家”“村规”“村规就是国法”的具有鲜明的“左倾”气质的人物。因此，“杠叔”必须变成“杠爷”，这一改让观众有了自行解释的理由：这个“老∙”“杠爷∙”是那个旧时代及其意识形态的残留物。除了年龄与辈分上的“爷”字辈保证外，创作者还为这样一位显然与时代完全绝缘的乡村干部“典型”设置了可堪信服的“典型环境”，即深山之中似乎与世隔绝的僻静山村。

可以说，1994年的《被告山杠爷》与十年前的《人生》为我们塑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乡村强权派干部形象。结合影片中“催缴公粮”这一标志性事件，我们也可以推测山杠爷所在的年代应是20世纪80年代。也即山杠爷与高明楼原本是同一历史时期的人物。因为“公粮”这一实物形式早在80年代后期就被“提留”款这一货币形式所取代。在“提留”取代“公粮”的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乡村行政性收费与摊派费。然而，影片并未通过旁白等艺术手法向观众强调这是一个发生在80年代的故事，显然创作者有意将影片的内涵延伸到当下的现实中国，让观众把影片中的故事与人物作为一种当下现实来思考。可以肯定，如果《被告山杠爷》与《人生》同时代产生，其社会反响将完全不同。但是，山杠爷这一形象毕竟在十年之后被塑造出来，因此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影响与读解可能。

山杠爷在经济方面清廉自律，和儿子、媳妇、孙子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清静自在的普通农家生活。然而，在工作作风方面，山杠爷却体现出极其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勤于村里一切大小事务。挂满村办公室的锦旗及奖状的特写镜头告诉我们，从公粮催缴、治安管理到计划生育等一切工作，山杠爷都很出色。以至于下属百姓人人敬之爱之，上级主管如乡级公安人员对之无不惋惜同情。然而，另一方面，山杠爷的这些成绩并不仅仅是靠“勤政”得来的，更为重要的是靠“霸权”得来。堆堆坪大大小小的事，都必须由他说了算。他说哪一位党员不能登记就不能登记，他说谁能接替他当支书，谁就是支书。他说哪一天交公粮就必须得交，他说出外打工的都必须回村务农，大家就只好回村。倘若谁敢不从，山杠爷说骂就骂，说关就关，说绑起来游街就绑起来游街。对于这些显然“霸气”十足甚至侵犯其他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山杠爷从不犹豫而且理直气壮。因为他认为“国有国法，村有村规”，“我就代表党”。这句口头禅有着深刻的含义，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山杠爷是代表“党”“国”在执行权力，而不是代表人民在执行权力，而抽象的“党”和“国”最后落实在自上而下的一个个任务、一面面奖旗上，而不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裕、人民的幸福。正如梅朵所言，“别看山杠爷自信自己是在诚心诚意为群众办事，但是他的心目中却从不存在一个真正作为社会主人的独立自主的群众”^[4]。联系到卡里斯马型干部，可以说，山杠爷与他们一样，是在外在力量的牵引与主宰下被动地完成工作，是在“他者”主导下统治乡村，而不是从乡村本土的实际出发。而在执行权力方面，山杠爷又发挥了极大的自主性，令行禁止，俨然一个土皇帝。上述卡里斯马型干部的个人权力受到了来自各级干部以及群众话语等多重制约。而山杠爷不仅党政职务一肩挑，民兵也由他管辖。可见山杠爷已将一个村官所应拥有的权力扩张到极致。这里没有民主，没有人民说话的空间。可以说这一人物形象更感性地说明了当代中国由于左倾社会政治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官”与“民”的关系。(www.xing528.com)

从职业道德上讲，山杠爷并不符合道德规范。恪守职业道德规范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与行使职责的权限。而山杠爷却在被通知有罪时还想不通，骂一句“狗日的法律”。然而，从传统的道德伦理上来讲，山杠爷又是一个好人，一个“清官”。他关心村里的孤老，孩子的求学，关心邻里的家庭和睦，等等。对于清官，中国的老百姓一向是不问其政绩而尚其人格的。于是就有了堆堆坪的父老乡亲们对山杠爷的敬重与爱戴。尽管人们在山杠爷的带领下依旧贫穷，但却齐刷刷地跪在地上为山杠爷送行。群众的立场向来是是非的尺度，这样的立场显然是在为山杠爷成为“被告”而鸣不平。而唯一一个敢于不服从杠爷的“二流子”则被塑造成泼皮无赖相。“顺民”与“刁民”的形象泾渭分明。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些青壮“顺民”，不论男女，甚至“刁民”都并未表现出对自己依然贫困的生活水平的不满，这就更为充分地体现出创作者的偏颇。因为这里并不是真正与世隔绝的乡村，这里也曾经有过大量外出的农民工。因此“山杠爷”这一形象看似一个并不“全善”或“全恶”的圆形人物，实则仍然是一个观念先行的象征“传统”或“清官”的表意符号，甚至是不受任何时代变迁影响的静止化的单面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只有“公”的一面，而无“私”的一面；只有完成政治任务与稳定秩序的一面，而无生产建设的一面；其内心情感世界也未得到刻画，实际上也不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刻画，因为这一人物本身在20世纪90年代并不具现实性。因此“山杠爷”只是提供了一个主观目的“善”、客观效果“恶”的执政者形象。与其说这是现实，是中国的国情，是左倾的遗留，不如说是为当前社会种种“不良”现象或某些权力“恶”化现象的开脱、遮掩之辞。这部影片获得华表、金鸡、百花三大奖项的最佳故事片奖，也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说，山杠爷与高明楼虽然也是一方乡霸，但毕竟还有其可取之处。那么《天网》里的乡村干部贾仁贵就只能说是一个罪恶十足的“乡霸”。与山杠爷一样，贾仁贵也是党政一肩挑，事实上更是垄断了党员身份。影片中的花峪村除了贾仁贵父子，只有一位老得不中用了的党员。没有党员，不是群众不愿加入，而是作为支书的贾仁贵拒绝接纳其他群众。没有其他党员，也就没有其他干部，整个花峪村，只有贾仁贵父子是党员，只有贾仁贵一人是干部。因此，办公室理所当然地可以废弃，直接把“谈公事”的吃喝场所挪到了自己家里。他初见县长秦裕民时满脸堆笑，想拉拢腐蚀；被宣布停职检查时，任意弃案而走，到处打点关系；被通报批评时，也装作“小事一桩”，并扬言谁也搞不垮他。影片还通过一些侧面细节告诉我们这个被无数奖状、奖旗表彰的贾仁贵有侵占小学校舍、帮助儿子强抢民女、任意调换民办教师转正名额给自己的儿媳、指使手下监视殴打群众、贿赂腐蚀上级干部等种种恶行，而且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贪污公款。

与这样的强权“恶霸”型乡村干部相对应的民众仍然是“拳头”下沉默的“顺民”。二十年来，他们一直默默忍受，毫无反抗。但是这一次为了保护敢于伸张正义的县长秦裕民，在顾专员一行长长的车队驶进村口时，黑压压一大群农民低着头跪在地上，手举“请命书”拦车告状。然而真正保证受害者李荣才得以雪冤的力量，不在于民众的请命，也不在于秦裕民的清官明断，而在于秦裕民赢得了能与顾专员相抗衡的地委贺书记的支持。“秦裕民”们的胜利仍然是“人治”的胜利而不是法治的胜利。这可以说是“高大泉”模式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残留。

在影片结束时，在李荣才父子感激涕零地向青天大老爷叩头谢恩时，我们在感动之余不得不思考，中国人自己就能给自己做主的时刻不知何时到来。一个憧憬清官的民族还不是真正自由的民族。因为人民尚未认识到要靠自己来掌握命运。让人民走投无路只能跪地告状，绝非一个现代化社会的形象。

应该说《天网》揭示了乡村权力畸变的严重性。然而，创作者为了有意拉开与时代的距离，特意在影片开始时打上了“本故事发生在80年代的中国”的字幕。可见，《被告山杠爷》有意要把故事中的情境延伸到当下，而《天网》却不得不与当下社会保持距离以规避当局的审查。事实上，这两个形象是互为映衬的，贾仁贵的形象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山杠爷的不现实性与落后于时代的特质。

2005年的《光荣的愤怒》一片则通过黑井村的熊氏四兄弟揭示出乡村政治权力与宗法势力相结合之后的权力畸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作为村长的熊老三不再像高明楼、山杠爷、贾仁贵那样只有与儿孙一起组成的小家庭，而是与其他三个兄弟一起把政治权力异化为家族权力，兄弟四人各有分工、各行其恶，共同组成更为强大的恶霸“四人帮”，横行乡里。影片通过反讽的方式生动地刻画了自称“从不欠债”的会计熊老二和“很讲原则”的村长熊老三这两个擅用政治手腕与阴谋伎俩的恶霸形象，从而使影片的现实批判力度远胜于上述几部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