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干部的卡里斯玛：神话终结与模式残留

1949年以来乡村电影中的干部形象，作为乡村权力景象的能指符码，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期间出现的“高大泉”式人物。《艳阳天》《金光大道》甚至“文革”之前出现的作品如《青松岭》等都是当时中国政治现实中权力斗争图景的缩影。^[3]进入新时期以后，“高大泉”式的人物形象在文艺批评的长期挞伐之下沦为“不真实”的代名词，然而这些人物曾经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和感召力却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这就是卡里斯马型人物的魅力与作用。

“卡里斯马”一词，借自西方当代社会学，指社会各行各业中具有原创性、富于神圣感召力的人物的特殊品质。当人们把这一概念引进文艺学时，卡里斯马典型大致相当于英雄典型，往往代表着特定时代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取向。王金生、王玉生（《花好月圆》）、王凯（《黄河飞渡》）、高占武（《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萧长春（《艳阳天》）、高大泉（《金光大道》）等，显然都是创作者全力塑造的卡里斯马典型，并由这些人物来论证当年中国农村以“公共化”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性和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农民的必要性。

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首先在于不仅具有党团员政治身份，而且是乡、村、区、社、队组等不同级别的乡村干部，同时是影片的主人公。其次，这些乡村干部都积极参与、拥护、保卫合作化运动与农业生产建设。具体来讲，他们把合作化事业与农业生产、家乡建设当成自己最大的政治追求与最高的人生目标，因而具有某种神圣性；他们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当集体利益、他人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总是舍弃个人利益，从而具有某种团结群众的感召力；最后这些乡村干部在具体工作中往往面对来自家庭内外以及党内外的种种矛盾冲突，或者艰苦的自然条件和拮据的经济条件，但是这些乡村干部最终都能以自己的智慧、毅力、才干与高尚的情操解决重重矛盾与困苦条件，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迎来安定团结、丰收增产的光明前景，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超乎常人的英雄品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将这些正面乡村干部形象称为卡里斯马型干部。

当历史的尘埃已经落定，当人们冷静地审视这些卡里斯马典型时，却发现他们的人格魅力固然崇高，而其无往而不胜、化腐朽为神奇的经历以及纯净得近乎透明的精神境界只能是一种神话。而且这些神话里的乡村干部的神圣性、原创性却往往是打折扣，甚至是缺席的。这种缺席主要来自于作品人物结构中不同级别乡村干部之间的权力制约关系。这些人物之所以积极投入合作化运动或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农业建设，主要是来自上级领导干部的引导与督导，其遭遇的主要阻碍也往往是来自平级或稍高一级的领导干部的消极抵抗，而其行动之所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在于更高一级的领导干部的支持。总之，作为主人公的乡村干部，与作为敌手的乡村干部、作为帮手的乡村干部之间的权力关系决定着运动的走向，操纵着农民的命运，也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以合作化题材的乡村电影，如《金光大道》为例，围绕此类影片的核心矛盾语义轴“公共化——反公共化”，可以建立起人物关系的意义矩阵：

自发组织贫农群众走互助道路的高大泉与以村支书张金发为代表的反对走公共化互助合作道路的一派产生尖锐矛盾。由于在初始情境中，高大泉只是一个普通党员，而张金发是其直接上属，因此普通党员朱铁汉所面临的被开除党籍的危险实际上就是高大泉自己的危险。而这一危险是靠县委书记的保护而规避的。当互助组在缺少农具、资金等客观条件，互助组的优越性面临考验时，高大泉得到了来自区长支持的下拨贷款。而主动将贷款转让给其他贫农正是树立起其卡里斯马权威与人格魅力最关键的一步。因此，与县委书记老梁、区长田雨以及“中央文件”所代表的党中央相比，高大泉等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们只能是被动的执行者，而不是主动的创造者，靠外力的支持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得胜利。(www.xing528.com)

王金生、王玉生、李双双、萧长春等人均是如此。而所谓英雄，应该是不甘屈服于现实限制的，并具有强悍的个性、超常的力量。主动性与创造性乃是英雄的本质，如果阉割掉这一本质，不管再往他们身上增加多少优秀品质，他们仍不过是温顺驯服的凡夫俗子而已。因此这一类“农民”卡里斯马人物，缺少一种自发而持续的主体性精神，神圣性不够。

另外，由于处于同级及上级领导的种种限制下，他们除依靠自己的道德感召力之外，也确实别无他法。因此，拼命硬干、埋头苦干、无私奉献、忍辱负重甚至委曲求全成为他们的共同品质，他们也几乎都是一些殉道者。正因他们往往以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为代价，他们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婚姻生活往往是不幸的，比如王玉生遭遇离婚，高占武大龄未婚，李双双的丈夫离家出走，萧长春早年丧妻且幼子险些被害，高大泉与妻子吕瑞芬看不出有任何真正的爱情交流，等等。但也正因他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可靠，他们又都成了政治婚姻的获胜者，比如范灵芝、孔淑贞、焦淑红这样既漂亮大方又有思想觉悟的未婚共青团员最后都主动追求王玉生、高占武、萧长春等。

尽管与高大泉相比，李双双、高占武等人在爱情、亲情、友情等人性化的层面还有较生动的展示，同时人物的性格也更为鲜明，如李双双的大胆泼辣、心直口快，王凯的沉着稳重，高占武的干练刚毅，等等，但从总体上来说，新时期以前绝大多数乡村电影中的干部形象往往是缺乏丰富人性与性格魅力的扁平人物，只能充当新政府廉洁自律、以民为本的空洞能指。这种能指游戏走到极端就是“高大泉”们的出现。随着“文革”的结束，“高大泉”式的乡村干部神话也走向终结。

进入新时期以后，乡村干部形象主要在道路与风尚叙事模式中存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文艺精神的不断解放，乡村电影中的干部形象开始逐步解卡里斯马化，塑造了一批更具复杂人性与性格特征的圆形人物形象。然而，个人神话虽然终结，上述以多层权力制约关系为基础，以外来力量为保障，以道德感召为策略的正面干部形象塑造模式却在一些反腐或扶贫题材的乡村电影中有所残留。如《天网》中新任县长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是获得了地委书记的支持；《留村察看》中简正扶贫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凭个人关系得到了省人大的扶贫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