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影响：理想的变异与迷失

处在主人公对立面的人物往往正是乡村干部或新富阶层以及来自城市的有钱、有权阶层。比如《人生》里的村长高明楼与城里的机关干部，《二嫫》里的运输专业户“瞎子”，《红月亮》里的乡村暴发户倪土改与要保住一百多个村民饭碗而放弃主持正义的村长，《暖》里来自城市的玩弄女性的武生，《惊蛰》里的白吃白喝而不知廉耻的县城干部以及想入非非的饭馆老板，以及《盲井》里贪财而草菅人命的矿主及其官方保护势力，等等。这些生活中的强势者的身份与地位正是主人公奋斗的目标。也正是在这些强势者的导引与帮助下，主人公获得了在城里工作的机会，看到了成功的希望，然而也正是这些强势者以各种方式挫败了主人公的奋斗历程，把他们重新打回乡村，打回弱势的位置。乡村的贫穷与乡村文化的弱势地位，扼杀着他们的理想，践踏着他们的尊严，甚至最终导致他们的人格在奋斗过程中产生扭曲与偏执。

在这些农民奋斗者中，极少数成功者其目标之所以能够达成，往往是以其精神的迷失与变异为代价的。《红月亮》中的倪土改本是农民，但富裕之后在城里开了酒店，成为城里人。变为城里人的倪土改强暴了同乡小姑娘倪豆豆，赔偿两万元后还获得了豆豆父亲的感激。乡村电影放映员在豆豆被男友抛弃的情况下娶了豆豆，然而结婚第二天就去向豆豆的父亲要那两万元赔偿金。在这些农民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物质条件的改善带来了精神的堕落。金钱无情地践踏着公理、良心、正义，扭曲了人们的灵魂。物质利益成为评论是非的权威准则和维系人心的重要纽带。在都市中盛行的享乐主义激活了小农意识所包含的利己主义。是城市的生产方式使农民们发现了农业劳作与非农业生产在劳动回报率上的巨大差异，进而挑起了他们“致富”的欲望，是城市人的价值观的渗透使传统观念在乡村步步后退。“倪土改”们身上已经打上了城市文化的印记，城市文明的熏陶与他们自身的乡土文化遗传基因结合之后，他们兼有两种文化人格的禀赋：既有城市中上层“腐败分子”的风雅、奢侈、狡诈和下层市井无赖的寡廉鲜耻，又有传统的地主恶霸的愚昧、粗俗和贪婪。《盲井》则展示了部分农民的基本人格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生变异与扭曲。他们为了快速致富，使出了以谋害活人性命换钱的毒招：物色外出打工的单身农民入伙下井挖煤，伺机将其打死，制造塌方假象，然后以死者亲属身份向窑主索赔。在金钱的诱惑下，他们丢失了良心和最起码的道德尺度，将物质利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以坚忍的意志和全部的智力寻求物质利益。在他们扭曲的人格中，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商业文明的利己主义精神那难以抗拒的魔力。

高加林、二嫫一度依靠自己的劳动成为强者。高加林的新闻稿成为众人倾听的对象，二嫫的电视机引来全村人的目光。然而，高加林为了实现理想不得不背叛爱情，二嫫也背叛了丈夫。尽管他们没有进一步异化为邪恶肮脏之人，但是他们却只能重新回到弱势的乡村，否定自己曾经追求的现代人文理想，重新认同乡村的传统人文取向。他们的城市理想在迷茫与困惑中失落。二妹也没有因个人奋斗而导致人格变异，但是面对城市的污浊，她的理想同样遭遇迷失与挫败。她选择了返乡，成为一个自己曾经拒绝的普通农妇。值得庆幸的是，影片结尾她再次将走向城市的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这也许是二妹同时也是乡村电影创作者走出理想困惑的一个标识。

总之，这里的人不再是为重重传统伦理道德意识所阻碍的主体，而是已经觉醒的主体，有着自己的明确的个人奋斗目标。然而，在一个既有乡村内部阶层分化又有城乡文化鸿沟的社会，他们的理想追求又无一例外地显出如此的艰难。而乡村内部贫/富、强/弱的对立与乡村与城市的贫/富、强/弱对立实际上是同构的。因此，这一类叙事实际上是在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上围绕“贫弱与强权”的矛盾、“物质与精神”的冲突建构起来的。在这里城市往往代表富有代表强权，而乡村则标志着贫穷与弱势。《惊蛰》《盲井》里的城市尽管还是小县城，却也是坑蒙拐骗、卖淫嫖娼、假公济私应有尽有。(www.xing528.com)

如果说“桎梏”叙事志在启蒙人的主体性，启蒙沉默的国民转变为具有主体理性的现代人，认为人的主体性不确立，中国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那么“理想”叙事致力探究的问题则是，人的主体性确立之后，农民的理想是否就可以实现，落后的农村是否就可以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就可以顺利进行的问题。这些作品告诉我们除了人的主体性有无之外，还有更多的现实社会因素影响着主体理想的实现。如果说“桎梏”是对传统文化积习的批判，那么“理想”叙事则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或者对“城市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反思。

以往的乡村电影创作以及对乡村电影创作的研究大多根植于民族国家意识建构中的现代性焦虑，而不是关乎民间民生的思考，以致整个乡村电影也就成为寄寓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场域。而“理想”叙事立足于作为弱势的“农民”的生存问题，而不是“中国的现代化”，从而显现出更为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他们不是仅仅给农民指出一条经济的、文化的道路，而是真正关注农民在这已成事实的道路上的艰难的行走。毕竟，多了“以人为本”的关乎民生的思考，而不是以“政治”“文化”为本，以“农民”为本而不是以“中国人”为本的立场，乡村电影创作再一次显现出向前迈进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