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生》《二嫫》《红月亮》《惊蛰》等影片为例，有关农民个人“理想”奋斗的叙事，其主要人物通常也可以分为五类：主人公、导引者或拯救者（一般来自城市或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阻碍者、农民群众、市民群众。
这类影片的基本情节序列可以大致概括如下：
（1）主人公及其家庭在乡村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
（2）主人公遭遇外力打击，更感受到自己的弱势地位；
（3）主人公不甘于命运的安排，试图改变自己的处境；
（4）主人确立奋斗目标，一般是脱贫、非农或维护自己的尊严；
（5）主人公在引导者的帮助下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进城；
（6）主人公逐步接近自己的理想。(www.xing528.com)
接下来有以下两种情况：
（1）主人公受到来自城市的打击，理想破灭，重新回到乡村及原有的弱势位置。
（2）主人公实现目标，但在精神上产生变异与迷失。
如果说“道路”叙事中的主人公，是党的儿女，是“落后/先进”二元格局中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符号化的人物。而“桎梏”叙事中的主人公是“老中国”的儿女，更多的是“蒙昧/文明”二元格局中的传统文化符号化的人物。那么，在“理想”叙事中，主人公往往既不代表既定的政治经济立场也不代表既定的文化立场，而是民间具体的生存个体。高加林、二嫫、桃桃（《那一片森林》）、九月（《九月还乡》）、豆豆（《红月亮》）、关二妹（《惊蛰》）、暖、唐朝阳与宋金明（《盲井》）等，他们既不是村官、致富带头人，也不是恋爱婚姻不能自主、受家人或礼俗摆布的人。高加林为了能跟随黄亚萍去大城市生活，毅然决定与刘巧珍分手。尽管曾经是村长的丈夫说“人老几辈，哪有攒下钱不盖房的”，然而二嫫坚持要买全县最大的电视机而不盖房，并为了这个目标进城卖麻花面、打工甚至在城里频频卖血。桃桃放弃乡村教员的工作以及与另一位乡村教师泉子的爱情，毅然嫁到了富有的硫黄矿上，而在丈夫早亡之后，她宁愿把女儿托付给亲戚照看也要进城去打工。关二妹不愿意与经人介绍的对象成亲，而选择了进城打工，在城市向往着自由恋爱的婚姻。美丽而能歌善舞的乡村姑娘暖，一直梦想着能够离开乡村到城市生活，并先后把梦想寄托在报考剧团、嫁给省剧团的武生、嫁给考上了大学的童年伙伴等途径上，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她一次次失望，并在失望中变得沉默而坚韧。唐朝阳与宋金明这样年富力强的中年农民，为了能够挣钱盖房养家，为了能够挣钱供小孩上学，为了实现自己变成有钱人的目标而背井离乡，常年在外务工，甚至利用农民的智慧与狡黠干起了害命骗钱的罪恶行径。不难看出，这些主人公已是主体性获得解放的自主的农民，而不再是按庄稼人的规矩、祖祖辈辈的传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人。主体性的解放使他们有了明确的个人追求，有了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
他们的理想，更准确地说是现实的奋斗目标，主要有两类：一是“脱贫”，即发家致富；二是“非农”，即摆脱农民身份而成为城里人。想要成为城里人，原因之一是城市象征着富有，进了城、脱了农也就等于脱贫致富；原因之二则是要摆脱自己作为农民而被歧视的弱势地位，获得与城里人平等的做人的尊严。
过去我们认为农民的理想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认为农民是安于现状、安于贫穷，却追求人伦和美的。正如费孝通所说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的农民是安土重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他们对于土地有着深厚的不忍割舍的情结。[8]然而，城乡之间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使无数农民通过各种途径与形式涌向城市。比如打工、做生意、做小姐、买房子转户口，或者嫁进城、考大学、参加工作等。“进城”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最佳途径。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有无数的光环。正如《王首先的夏天》里，来自城里的摄制组成员固执地认为乡里的孩子理应认为纯朴的乡村比陌生的城市更好，然而那个农村儿童却坚持认为城里比乡下好，而不肯屈从这些城里人的观点。不论“脱贫”还是“非农”，农民需要“到城里去”。于是，“离土”（弃农）且“离乡”成为普遍的现实。
这些主人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家庭在乡村是没有权力、金钱与地位的普通农户，不属于乡村新富或旧贵阶层，甚至往往是穷乡村中的穷困户，是弱势中的弱势。高加林的小学民办教师的职位被村长的儿子无端顶替；二嫫因为儿子每天上邻居家看电视而要忍受别人的脸色；豆豆的父亲因为两万元赔偿金甚至会向强暴自己女儿的恶棍鞠躬致谢；关二妹的父亲通过给女儿找婆家获得彩礼来上交罚款。这种难以摆脱的弱势处境正是促使主人公确立“脱贫”或“非农”的奋斗目标，激励主人公们“进城去”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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