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种城乡经济与文化的不平等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民的理想追求与人生命运进入乡村电影的观照视野。可以说农民“理想”叙事，是“道路”叙事与“桎梏”叙事融合再生的一种叙事模式。
如前所述，“桎梏”叙事，已经开始从尊重个体的人性欲求的角度展开了以人的主体性解放为标志的现代启蒙。这种从集体到个人，从政治经济分析到文化反思的视角转移本身是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对现代性的吁求分不开的。这种张扬自我的文化思潮不仅表现为知识分子的创作主体性的解放，以及创作者在作品中对主体性的启蒙，而且也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一代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因此，就在一些第四、第五代导演开始对传统文化中的“桎梏”予以批判的同时，他们也对现实乡村中主体性已经觉醒的个人及其为个人理想而奋斗的历程予以了观照。
这一类有关当代农民“理想”奋斗叙事的出现，以1984年的《人生》为标志。翠巧、潇潇们的悲剧在于传统礼俗的桎梏与重负，而高加林的悲剧则来自城市的强权，来自“乡下人”与“城里人”的不平等。一种城乡经济与文化的不平等结构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民的理想追求与人生命运进入乡村电影的观照视野。《老井》《凤凰琴》《二嫫》《红月亮》《九月还乡》《那一片森林》《惊蛰》《暖》《盲井》等都属此类。这些作品观照个体农民的生存境遇，而非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既不回避农民的文化心理桎梏，亦不回避社会政治经济话题。可以说农民“理想”叙事，是“道路”叙事与“桎梏”叙事融合再生的一种叙事模式。(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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