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策略：人性化与情理化的优化方案

综上所述，不论是历史时空中的桎梏寓言或反叛传奇，还是现实时空中对桎梏的妥协式反叛，贬斥进入礼俗生活的两性关系即婚姻本身，而礼赞一切非礼俗的、体现原始生命力的两性关系，都是创作者批判传统桎梏、呼吁人的主体性解放的启蒙话语的基本策略。

事实上，在两性关系上，创作者之所以颠覆了传统道德伦理却仍然能够激起观众对逾越道德规范的主人公的同情与肯定，与文本既定的人物与情节设置策略是分不开的。这种策略就是“人性化”与“情理化”的策略。(www.xing528.com)

所谓“人性化”，在这里是指作品弱化或者疏离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而以普通人人皆有之的生存与情感需求为表现内容，融入一种人道主义的人文关怀精神。而“情理化”的策略则是把满足个体情爱欲求的主体性“叛逆”行为进行合乎人之常情的处理，以此规避受传统伦理意识影响深厚的观众及当局的非议。也就是让这些主人公的婚姻本身处于一种先天的不合情理性境遇中，让观众在对她/他的人道主义同情中原谅其日后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背叛。如让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和一个未谋面的中年男子结婚（《黄土地》），或要一个大姑娘和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结婚（《湘女潇潇》），或要一个另有所爱的年轻人去做一个寡妇家的倒插门女婿，或要一个如花美女嫁给一个麻风病人，等等，这些都是极不合情理的，都是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的。正因为这种天然的缺陷，主人公对这些婚姻的背叛就显得合乎情理了。这里所谓的“合情理”，不是合礼制上的规矩和道理，而是合“天理”。否则，我们很难想象《乡音》里的陶春如果仅仅因为丈夫不允许其去看山外的世界或者不体贴妻子就与另一男性发生婚外情会得到什么样的批评之声。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里的“桎梏”批判是一种妥协的艺术，亦是一种妥协的策略。这种妥协来自我们的文化积淀。但是尽管有妥协，这些站在个人立场上对社会规范制度不失批判精神的立场已经是中国文化界与文艺界史无前例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