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共同致富的现代化农业之路：保守与革新的对立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上述以公私矛盾为主、守旧革新矛盾为辅论证现有农业道路正确性的叙事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只不过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农业经营中公与私的思想境界的矛盾逐渐让位给守旧与革新的精神状态之间的矛盾。

总的来说，整个八九十代年代致力于思考中国农村与农业发展道路的乡村电影，其基本矛盾是封闭保守与开放革新的矛盾，热情讴歌的是开放的、勇于革新的积极进取精神。属于这类影片的有《冤家路宽》《我们的退伍兵》《野山》《乡思》《望子成龙》《乡民》《月月》《山野绝唱》《吴二哥请神》《留村察看》《喜莲》《小镇大款》《巧凤》《荔枝红了》《欢乐树》等。其基本情节序列如下：

（1）主人公不满足于乡村现有的生活现状；

（2）主人公尝试新的农业技术或新的经济形式（养殖、开矿、办厂等）；

（3）主人公遇到来自家庭或恋人等的反对；

（4）主人公的创业尝试受到观念、技术或天灾等影响而失败；

（5）主人公革新技术或换一个行当继续实施自己的致富计划；

（6）主人公得到支持者的帮助；

（7）主人公获得成功，并重新获得亲情、友情和爱情；

（8）代表旧经验的守旧人物感到困惑。(www.xing528.com)

接下来，有三种情况：

（1）代表守旧经验的人把自己的职务让给主人公。

（2）主人公主动帮助其他群众共同致富，成为群众拥护的新的乡村精英。

（3）主人公没有帮助其他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拥护，甚至受到群众的孤立，最终在党的启发下承担起带动群众致富的职责，赢得其作为乡村精英的地位与尊严。

从基本情节上看，这些作品讲述的仍然是一个乡村精英历尽挫折、饱受委屈，最终实现自己的致富计划的故事。与前一个时期的“道路”叙事所不同的是，前一个阶段的文本无一例外地致力于农业丰收的论证，而此时则大多论证只有多种经营、科学经营、现代管理才是农村致富之路。从发展家庭副业养殖到开矿办厂、跑运输、经营农副产品、生态农业等直到成立新的乡村承包联合体实现规模品牌经营（《巧凤》），都作为致富之路被表现。主人公也和十七年时期一样，主要是由复员军人、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中学毕业生）或有某项专业技能（如养鱼、编织、烧窑等）的乡村青年组成。反面人物中，一类依然由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爱挑拨离间的人充当，只不过已经没有了“地富反坏右”一类的政治身份，甚至主要是贫民出身的吃惯大锅饭的人；另一类仍然是有着传统农业技能的好把式或者还是合作社时期的好干部，是尽管有一技之长却固守旧经验、不思革新、害怕革新的人，如《野山》中的灰灰。守旧思想的“旧”在十七年时期主要表现为“自私”，此时则主要表现为“农本”的观念。最终，面对改革人物在物质、情感上的双丰收，守旧人物也开始跟上主人公的脚步。正如《咱们的牛百岁》一片结尾，金黄色的剪影镜头中，懒惰的牛福终于倒掉鞋里的沙子，推着小木车紧跟上前面的牛百岁等人。与十七年时期所不同的是，一般群众并非始终与主人公站在一边，两者的关系往往从疏离逐渐变为融洽，以显现“少数人先富”政策的群众基础。

正如十七年时期“新”道路相对“旧”道路的优势并非建立在集体作业方式与个体作业方式的基础上一样，新时期对农村新经济政策的论证也并非简单地建构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包产到户（个体经济）、发展多种经营等道路本身相对于大集体农业道路的优越性上，而是建立在现代农业技术与经营管理理念相对于旧的技术与观念的优越性上。也可以说“现代”的优越性本与个体经济或集体经济的体制无关，而是与个人的积极进取的主体性精神以及经营方式、经营体制与管理体制等相关。在这里，同样是以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来论证变革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因此，这类影片虽然在经济形式上肯定了更益发挥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道路，但在主人公的思想境界上仍然需要其体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崇高品质，从而为“共同富裕”的蓝图提供基础。

初始情景中，主人公处于有着明显贫富差异的社会环境中，有的影片强调乡村内部的贫富悬殊，有的影片则表现不同村乡之间的贫富差异，但两者的最后结局都试图抹平贫富之间的差别，或者指示某种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如《野山》里灰灰最终也决定拉上电灯一样。而在意外发现阶段，主人公之所以能够克服种种阻碍获得成功的原因，仍然是来自政府、城市、文化人等“他者”的支持与资助，或者将其最终成功的过程与原因虚化处理。如《野山》中，当尝试烧窑、养鱼、卖豆腐、养蚕都失败的禾禾再次回到山村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山村新富，而他如何致富成功的情节却被省略。总的来说，不论是十七年时期，还是新时期以来，在乡村“道路”叙事中，我们很少看到对人物个体意志与力量的充分发掘与肯定。

中国农村到底应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确实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第一大矛盾。公与私的对立关系是一个在1949年至今的乡村电影中具有贯穿性的结构模态，因为它不仅仅一直是中国传统伦理致力于解决的矛盾，更是整个“新中国”境遇的总体表征。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离不开对“合”“公”和“共”的优越性的论证。但是如上所述，由于社会生产现实的局限，这类影片事实上并不能论证集体合作劳动方式就比私有制或单干优越，也未能证明包产到户的单干就比集体制更有优越性。因此，这一类叙事往往是把代表走不同道路的人物放在相互对立的善恶阵营里，以伦理化策略赋予附和主导话语道路的代表者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与人格魅力，如善良仁爱、乐于助人、大公无私、艰苦奋斗、自我牺牲、开拓进取、诚实公正等精神品质。而把相反阵营的人物作反道德化的处理，如在工作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狭隘保守、假公济私，在生活上喜新厌旧、玩弄妇女等。从而把观众对主人公个人品质的认同转变为对其所走道路的认同。这样一来，观众自然就站在了认同主导话语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