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电影叙事模式优化及发展

中国农村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使得乡村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的多面体，既有革新图强，也有落后愚昧，有动荡不安，还有和谐宁静。这种复杂性和多元性，为乡村电影不拘一格的视角选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于是因个人经历、美学思想、文化思考诸方面的差别，乡村电影创作者从不同的视角审视乡土看到了不一样的图景，营构出乡村电影的多种品类，使其成为矗立在中国电影艺术长廊中的立体雕塑，而不是一幅扁平画。对于这些品类，如果仅仅笼统地将其归纳为“伦理乡村”“社会乡村”“文化乡村”“传奇乡村”等，不便于我们掌握影像中的乡村社会以及乡村电影的复杂态貌与丰富内涵。因此，这一章从影片的叙事模式出发进一步对这些乡村电影予以共时的分类阐述。

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寻找文化系统双元对立结构的研究方法，综观整个1949年以来的乡村影像以及乡村现实，我们可以从中理出乡村文化系统中所具有的二元对立结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公有制与私有制（集体与个人）、富与贫、干与群、城与乡、非农与农。这几对二元关系是影响整个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结构乡村电影故事情节的主要矛盾冲突。

从总体上说，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是主导性、统摄性的。公与私、贫与富、干与群、城与乡、农与非农等二元关系都在传统与现代的变迁过程中表现出来。中国的农民正是在走个人发家致富的传统私有制农业之路与走集体致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农业之路之间，在拒绝“一家富千家穷”而向往“共同富裕”的理想中承受命运的拨弄，而后又在富与贫、干与群、城与乡、非农与农的身份地位与境遇悬殊中，或承受人生婚姻、道德、爱情的兴衰聚合，或建构起个体农民的民间理想（脱贫与非农），面临离乡与守土的选择，经受家园意识与乡愁情感的考验，并体现出农民人格心理与精神面貌的变迁。因此，笔者把1949年以来的乡村电影从叙事主题及情节模式上归纳为以下五种类型：

第一，农村的道路：在新旧对立结构中论证社会主义农村的政治经济“道路”。

第二，文化的桎梏：在传统批判与现代启蒙的张力中反思文化之于乡民的“桎梏”。

第三，农民的理想：在城乡对立结构中呈现个体农民的奋斗“理想”。(www.xing528.com)

第四，人类的家园：在乡村自然与人文世界的生命关系中抒发人类的“家园”情结。

第五，社会的风尚：在种种善恶贫富的境遇中评述乡村社会“风尚”的变迁。

如果说，我们把“道路”论证故事称为昂扬的“红色”书写，而把“桎梏”批判称为沉重的“黄色”寓言的话，那么，有关人类“家园”的描绘无疑呈现出“绿色”的基调，而有关农民个人“理想”奋斗的讲述则透出几分微冷的“蓝色”。正如《人生》中高加林翻开书刊所看到的另一个世界的色彩：都市楼群背后广阔的天空一片湛蓝，迥异于其家乡的“黄土”色调。至于“风尚”故事，则是展现中国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在封建专制与开放民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物质与精神、人治与法制等一系列冲突中，乡民思想精神风貌的种种裂变，可谓“五色”的风尚。风尚的变迁更多地依附于有关道路、桎梏、理想、家园的讲述而存在。但是也有少量作品单纯从人的道德风尚角度讲述抑恶扬善的故事，如《喜盈门》《九香》等，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叙事模式。鉴于独立的“风尚”叙事作品数量较少，且主要源自中国传统的苦情戏模式，少有具有突出艺术成就的代表性作品，这一章主要就道路、桎梏、理想、家园四种叙事模式作较为深入的分析，而对风尚叙事只作粗略概括。

此外，如果我们把有关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究竟应该往何处去的思考都认为是一种道路的思考的话，无疑所有1949年以来的乡村电影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因此需要特别指出，这里的“道路”故事主要是指以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发展之路为思考核心的影片。而桎梏、理想、家园、风尚则是从不同社会文化角度反思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阻碍、艰难与代价等。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并非每部影片都只明确地从属于某一模式的叙事类型。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主旋律电影、人文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之间的日益融合，随着乡村电影创作在艺术与文化上的日益成熟，我们发现往往那些最优秀的乡村电影甚至更难准确地把它归为某一类。但这些作品显然也都有以上某个或几个主题情节类型的痕迹。采用这种分类分析方法是为了更为明晰地凸显影像中的不同乡土世相以及乡村电影在主题选择与文化意蕴建构上的倾向性特征，找出乡村电影创作带有普遍性的症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