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乡村电影的关注内容及言说方式分析

（一）共同关注的内容

通过上述对新时期乡村电影发展变迁过程的粗略描述，我们还很难再现出新时期乡村电影的丰富内容，无法了解新时期乡村电影表现乡村文化与农民生活的深广程度。因此，下面尝试从情节内容的构成角度概括新时期乡村电影的主要面貌。

总的来说，新时期乡村电影主要包括以下四类情节内容。

其一，对刚刚过去的“文革”历史中的种种悲剧的控诉以及对“文革”中依然存在的人性美的讴歌。前者如《春眠不觉晓》《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月亮湾的笑声》《张铁匠的罗曼史》，后者如《牧马人》《芙蓉镇》《没有航标的河流》《笨人王老大》《苦藏的恋情》《残照》等。

其二，反映当前农村在新经济政策下发展生产、发家致富的图景以及社会风尚的相应变化。具体又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结合对乡村干部或党员等致富带头人的歌颂来展现经济的繁荣与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如1981年的《车水马龙》《回头一笑》《冤家路宽》，1982年的《布谷催春》《初春》，1983年的《不该发生的故事》《瓜熟蒂落》《六斤县长》和《咱们的牛百岁》，1985年的《老君寨奇闻》和《咱们的退伍兵》等；另一种是结合一般乡村家庭的男婚女嫁、家长里短的风波展现新旧杂陈的道德伦理与思想意识，在批判残存的封建礼俗、鬼神迷信、包办与买卖婚姻、重男轻女等旧思想与旧风俗的同时宣扬自由恋爱、男女平等、崇尚科学与自主意识的新风尚，如《喜盈门》《飞来的女婿》《女大当婚》《风吹唢呐声》《巧哥儿》《生财有道》《家庭琐事录》《酸辣姻缘》《女人的故事》等。

其三，通过旧社会复杂离奇的婚恋故事来展现旧社会农民的悲苦命运，从而反思传统文化、揭示复杂的人性。如《天赐》《良家妇女》《湘女潇潇》《残月》《黄土地》《红高粱》《黄河谣》等，这些作品或者致力于复杂人性的雕刻或者融入对农民人格的思考或者展现农民善良宽容的博爱情怀与顽强求生的意志。

其四，从文化观念上透视当前乡村社会关系与乡民生存状态及其变迁。这些作品在展现传统乡土中国走向现代文明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的同时，或者通过改革步伐之艰难及其阻碍因素融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如《野山》《乡思》《失信的村庄》《田野又是青纱帐》《望子成龙》《乡民》《月月》《山野绝唱》；或者在改革的变异与迷失中融入对传统难以重现的哀婉或对现代文明的冷静沉思，如《乡情》《海滩》《招财童子》《孩子王》等；更多的时候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留念，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与犹疑往往是并存的，如《人生》《乡音》与《老井》等。(www.xing528.com)

（二）言说方式的多元化

上述情节内容，不论是对“文革”的批判、对新时期新气象的讴歌还是对历史乡土与现实乡土上国民文化心理的凝滞与躁动的审视，实际上从深层创作文化驱动上看都是以对当下乡村实际上是当下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急切吁求为旨归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新时期乡村电影是“共同的关注”。而新时期乡村电影的言说方式的差异主要是由其审视乡村的视角所决定的。

比如对上述前两种情节内容，乡村电影采用的主要是立足于政治经济视角的“社会乡村”的言说方式，以及立足于人际关系道德风尚的“伦理乡村”的言说方式；而对后两种情节内容主要采用的是立足于对传统文化或现代文化反思的“文化乡村”的言说方式。与此同时，在主动迎合市场的情况下，有些作品对第三种情节内容也采用了“传奇乡村”的言说方式。在这种“传奇”式的言说中，民俗、情节都以艺术虚构为主，而与真实的民俗与历史人文生态缺少必然的关联。正是这些多元的言说方式使得新时期的乡村电影与十七年时期的产生了本质区别。但是，这些新的视角也并非就是毫无积累的凭空创造所得，而是在此前乡村电影创作所形成的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联系早期中国电影对乡村生活的表现，不难发现《喜盈门》与《天伦》等“伦理乡村”故事的某种联系；《咱们的牛百岁》与十七年时期的《李双双》甚至《艳阳天》等“社会乡村”不无相似性；《人生》再次描绘了“双面乡村”的魅影；而《黄土地》与《良宵》甚至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也有某种联系。这些联系都体现了新时期乡村电影创作对此前乡村电影创作传统的继承。但是，这些作品显然又具有了既不同于早期中国电影又不同于十七年乡村电影的显著特征。比如，《喜盈门》中的“伦理乡村”不再与诗意化的田园相关联，而是更多地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咱们的牛百岁》对于家庭亲情、爱情等的细腻表现也非《李双双》时期所能做到的；《人生》中的“双面乡村”，其负面已不仅仅是贫穷与苦难，而是愚昧、落后与单调的人文环境。《黄土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不再单一、直露地指向封建婚俗与礼教伦理，而是指向更为常态的传统农民心理。因此，在1934年的《良宵》中仿佛隐约可见的“文化乡村”成为新时期第五代导演们对于中国乡村电影创作传统的另一个贡献。

从作品的审美品格来说，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乡村电影往往集中表现了令人欢欣鼓舞的现实乡村，因此一种普天同庆的时代精神决定了不论是“社会乡村”还是“伦理乡村”都以喜剧形式占绝大多数，兼有少量正剧。即便是悲剧故事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也会因旧的时代结束、新的时代到来而显现出几分苦尽甘来的欢快。而进入80年代中期，由于当时激进的社会思潮与文化探究热潮的影响，创作者不再轻易地为现实社会所取得的成绩而兴奋，而是更多地看到了中西方社会的差距，探寻我们曾经辉煌的民族之所以没落的深层原因，于是寻根思潮影响下的“文化乡村”以悲剧为主，兼有少量正剧。即便是《野山》《乡民》这样的主人公最终获得成功的作品，也往往渗透出几分悲凉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