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七年乡村电影的评价优化

综上所述，十七年乡村电影创作，其最大的失误与局限，是由于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理解的偏狭，导致了文艺为政策服务的时代性误解，使得许多作品单纯成为政策的传声筒，从而“造成了某些农村题材作品的矫情主义、伪理想主义和伪浪漫主义”^[7]。因而这一时期的乡村电影“总的来说，脱离了农村生活的现实，乏善可陈”^[8]。但这种整体性局限，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尽管这些作品对于农村现实的反映往往由于夸大了斗争的一面、优越性的一面而缺少整体的真实性与全面性，但就这些作品相互映衬所构成的综合文本而言，这些影像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尤其是就十七年乡村电影的优秀作品而言，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其取得的成就和形成的某些鲜明特点，也是不宜一笔抹杀或完全否定的。

首先，这些影片大多抓住了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与气质的内核，而且大多善于选择那些具有农村生活特色的场景与细节，来展示人物的精神气质与乡土风光。应该说，它们比较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种种心理轨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些影片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农村与农民，不无认识意义；对于我们研究十七年的农民生活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与价值。而且因为这些影片普遍以贴近现实的目光来摄取农民生活的细节片断，因而也为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其次，虽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阐释体，借农村故事写民族国家的神话，真正反映农民在当代的现实生存状态的还不够”^[9]，同时缺乏文化批判的精神。但影片中体现出来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变革的农村社会作整体性发言的气度、胸怀、激情和勇气也是百年中国银幕中不多见的。那时的人们所有的一种发自肺腑的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与生活情趣，对于我们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与激励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仍然怀念那段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岁月。(www.xing528.com)

最后，在艺术上，十七年乡村电影有不少作品在民族风格与类型化大众品格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比如典型化的叙事策略与以传奇化、封闭性为特征的传统戏剧性叙事架构，以及富于古典诗词意境的东方镜语体系等。又如，《青松岭》《谁是凶手》等影片将乡村题材与惊险片样式相结合的类型化运作模式；《小白旗的风波》《李双双》等所开创的大众化乡村喜剧模式，这些探索即使在今天看来对乡村电影的市场化生存也不无启示意义。从这个角度而言，新时期乡村电影并不是在一片废墟上建立的空中楼阁，它与十七年乡村电影之间不仅有断裂更有承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