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是关注社会“民生”的现实乡村景象。比如，卜万苍的《人道》（1932年）与1933年的《狂流》《春蚕》《盐潮》《铁板红泪录》等影片，对农民的苦难作了不同的解释。
《人道》以1931年中国北方的大旱灾为背景，但没有把“天灾”归因为“人祸”（即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而是仅仅以灾难中的“民生”艰辛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从农村进城读书的大学生，为了追求阔小姐而频频向父、妻索资，其父、妻在天灾逼人的情况仍想方设法为其提供资费，竟双双饿死，而大学生最终仍被阔小姐抛弃的悲剧。该片虽然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却受到左翼影评人的强烈批评，被认为是“拿家庭放在社会的前面”、宣扬封建旧意识的影片。[2]尽管现在看来影片所表现的“孝”“忠”“责任感”等传统的伦理观并不能与所谓封建落后的旧意识画等号，但是此种有意或无意回避现实苦难原因的作品，在社会矛盾、民族危机日益尖锐的时代氛围下渐被冷落，是不可逆转的创作潮流。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影片虽然从其影像构成上来看，不再是优美的田园风光，但其主题阐发仍然依托于对传统伦理的认识态度，只不过不再是诗意田园而是悲惨田园里的伦理故事。
以《狂流》《春蚕》等为代表的影片则不再是单纯把悲惨苦难的乡村作为家庭伦理的背景，而是以更宏大的视野放眼社会，真实展现了中国农民在土豪压迫、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势力渐趋渗入下的悲惨人生和痛苦挣扎，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当时乡土文学的创作趋向。这些影片引起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并由此形成了持续至今的中国乡村电影创作的另一大传统。这种传统我们可以称为“社会乡村”。(www.xing528.com)
就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乡村”电影而言，作品主要表现乡土中的农民在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其目的是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因进行形象的注解，唤醒更多的苦难同胞为争取更好的生活状况而奋起反抗。《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盐潮》《丰年》等都属此类。这里的乡村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视野下的，阶级关系、贫富矛盾、正义与邪恶黑白分明的社会性乡村，而不再是《恶邻》《天伦》等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仅仅有着善恶区别的伦理性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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