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商业银行，特别在英美股权分散的大银行，高层管理人员在日常经营中所追求的目标与股东常常是不一致的。例如，高层管理人员更倾向于扩大银行的规模而不是利润，因为银行的规模和高层经理的权力与其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银行，相当多的高层管理者希望自己的“隐含补贴”最大化，他们希望乘坐豪华轿车，享受富丽堂皇的办公室，能支配巨额的职务消费。甚至还有相当部分的银行高层管理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随意调整风险偏好，导致经营行为的极端化，他们或者为了维护自己的职位，而不愿意承担银行发展必要的风险，在发展中往往选择最为保守的项目和经营策略，或者为了在短期内攫取巨额绩效奖励而铤而走险，在产品设计和资金投向上，追求高回报和高风险的项目。2008—2010年的金融危机就充分暴露了所谓华尔街“金融精英”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的行为对银行的破坏力。
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如果银行高层管理人员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股东利益经营，将他们解雇就可以了。但是，在现实中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困难得多，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信息不对称”:第一，信息不对称使所有者很难监督和判断高层管理人员的行为是使银行利益最大化还是使他们个人利益最大化。例如，有些银行在某一阶段超常规地快速发展是有利于银行的长远利益还是自我的短期利益?乘坐豪华轿车、旅差下榻总统套房是有助于提高银行商誉还是贪图个人享受?如何在投资项目和经营策略的选择上，在必要的可承受的风险与安全性之间划一条明晰的界限?这些都是很难判断的。第二，从常理上来讲，作为所有者的股东理应积极地监督管理层的经营业绩，缓解信息不对称对银行带来的损害，但是，对于股权分散的银行，有着成千上万的股东，就任何单一股东来讲，都存在一个对银行监督激励所付成本与回报之间取舍的问题。每个小股东都会感觉监督一个大银行所付的成本与所获得的回报不成比例，在以国有控股为主要股权结构特征的中国商业银行，高管人员行政化和最终所有者处于“虚拟”或缺位的状态，使监督的成本更高。于是，让别人去监督，自己“搭便车”是理性的选择。全体个别股东理性选择集合的结果，必然是股东利益集团整体丧失了对高层管理者的有效监督。毫无疑问，股东与高管层的目标冲突，必然对银行绩效，特别是长期绩效产生重要影响。(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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