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房址选择与水相关的三种形式

对宁波建筑史的追述，因为受到史料不足问题的制约，尚难做全程的梳理和系统的考察。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第一，宁波先民不但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比较集中地定居在今河姆渡遗址附近东西长约20千米、南北宽约10千米的范围内，而且当时已然采用榫卯技术建造了干栏式的木结构住房，换言之，宁波建筑物就其问世时间而言，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第二，宁波建筑史的具体进程虽无从详加考辨，但其演变趋向仍然依稀可见，简而言之，这一趋向就是其基本结构从干栏式逐渐转变为穿斗式、穿斗与抬梁混合式。第三，无论建筑结构怎样变化，也不管建筑技术如何进步，传统的宁波建筑（尤其是房屋），在建筑材料的选用上几乎一以贯之，那就是始终以泥土和木料为主材。

以土木为主材的木架构建筑，之所以能在宁波境内大行其道，除了与当地物质条件和当时技术水平有关之外，关键还在于它拥有其他构造难以比拟的优势：一是用这种结构建造的房屋和桥梁，只要稍做调整，就能广泛适应宁波境内各地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二是它不但具有良好的防风、抗震性能，而且结构比较灵活，易于修缮和搬迁；三是土木既可就地取材，较诸石料又便于搬运、雕琢，进而有利于节约人力物力、缩短施工时间。

以木架构为主体的宁波古建筑，在平面布局上显得比较简明，也就是以“间”为单位组合成为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单个“庭院”，进而由数个“庭院”组合拼接，通过道路、走廊、桥梁等附属建筑将各个“庭院”相联通，最终组成各种形状的村落或寺院、庙堂。

在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宁波的古建筑也特别讲究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协调和融合。这种讲究主要表现为：第一，善择基址，无论是住宅、祠庙，抑或村落、城镇，往往通过“占卜”“相地”，对地形、地貌、植被、水文、小气候、环境容量等方面进行全面勘察，在究其利弊得失之后再做出相应的抉择。第二，因地制宜，也就是根据地势的高低、基址的广狭与河流、山丘、道路的形势，相应地布置建筑物与村落、城镇，也唯其如此，宁波的丘陵山地多错落有致的村落佳作，而平原水乡则多面水临溪的民居妙品。第三，整治环境，或开池引流，或修堤筑堰，或植林造桥，或兴建楼馆，用以满足居民对供水、排水、交通、防卫、消防、祭祀、娱乐等各方面的需求。第四，心理补偿，例如许多村镇的景点往往冠有诗情画意的名称，并用各种匾联、题刻和诗文加以颂扬，以期增强本乡本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又如人们在趋吉避凶心理的驱使下，往往通过添置诸如八卦镜之类的镇物，以求化解凶患。这一雅一俗的两种举措，正是为了满足民众心理平衡的需要。

如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宁波的古建筑在其演变过程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两种大体平行而又时有交叉的发展模式，一是由民间工匠参与设计并负责施工建造的民间建筑；二是以寺庙、衙门为代表的官式建筑。相比较而言，民间建筑虽然物质一般、技术平淡，但建筑样式更为灵活多样、地方特色更为鲜明。

假如进而细加区分，现存的宁波古建筑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九种类型：一是广泛分布于城镇和乡村的住宅，例如“张苍水故居”；二是府县衙署、贡院、驿站、军营、仓库等政权建筑及其附属设施，例如“永丰库”；三是以祠堂、陵墓为代表的礼制建筑，例如“秦氏支祠”；四是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基督教堂等宗教建筑，例如“天童寺”；五是商铺、酒楼、旅馆、作坊等工商建筑，例如“缸鸭狗汤团店”；六是书院、私塾、藏书楼、戏台等文教建筑，例如“慈城孔庙”；七是楼、馆、亭、台等园林风景建筑，如“后乐园”；八是鼓楼、钟楼、桥梁等市政建筑，例如“鼓楼”；九是城垣、炮台等军事防御建筑，例如“镇海后海塘”。

这其中的住宅，原本是基于遮风避雨、防备野兽侵袭的双重目的而建造的住所，也是人类最早的建筑类型。从河姆渡人的架屋而居，到如今的广厦千万间，住宅虽然在形式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为人群提供居住场所却始终是其最基本的功能。由于地处水乡，宁波房址的选择大多与水密切相连，其具体位置大致有背山面水、两面临水、三面临水这三种形式。那些临河或临街建筑基本上以单体为主，沿河岸铺开而不甚讲究组合。而为保证每户人家都能充分利用街道和水道，住宅往往开间窄、进深长；因为开间窄就能在有限的河岸上排列出尽可能多的人家，进深长则可保证足够的居住面积。诸如此类的设计布局，使得宁波的老式住宅深具江南水乡特色。(www.xing528.com)

国人向来重视血缘关系，喜欢聚族而居，甬上先民亦不例外。这就既催生出规模不小的住宅群，又促成了同姓村落乃至混合村落的出现。事实上，主要由住宅聚合而成的各种样式、各种性质的村落，不但非常关注外在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而且特别重视血缘关系。也因此，几乎每个村落都建有用于祭祀祖先、展现家族荣耀、突出族权威严与神圣的祠堂，有所不同的只是：由于建造者身份、地位和财力的高下，不同的祠堂，无论形制抑或规模，皆颇有差异。

除了祠堂这种礼制建筑外，宁波古村落中常见的建筑物还有亭子、桥梁、牌坊、戏台。在这些种类不是很多，但大多具有使用、象征双重性质的公共建筑中，桥梁的功能和作用无疑最值得称道。众所周知，桥梁的数量、材料和造型，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受到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和生活需要的制约，宁波古桥当然也不例外，譬如宁波的平原地带，不但水网密布，而且没有高山峡谷，所以位于这些地带的桥梁，大多是桥洞高拱、便于通船的拱桥；又如由于宁波境内雨水较多，故而那些有利于行人遮风避雨、保护桥面免遭酸雨腐蚀的廊桥，在乡野之间时或可见。

相比较而言，私塾、书院、藏书楼这些散处于宁波城乡各地的文教建筑，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类建筑，例如慈城孔庙和天一阁，不但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而且是宁波崇文重教传统的物证，是宁波科第成就和区域文化的物化展示，是宁波与他者相区别的独特魅力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宁波建筑作为一个整体，其线性发展轨迹难以考察，但宁波宗教建筑尤其是佛教建筑的演进脉络却异常清晰。事实上，傅亦民先生在其所著《宁波宗教建筑研究》一书中，就已细致地梳理出天童寺、保国寺这些宁波佛教建筑的发展历程，并将这一历程细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东汉末年至南朝的初创期；二是隋唐至南宋末年的兴盛期；三是元代至清朝晚期的变革与创新期；四是清末至民国的停滞期。与此同时，该书对道教建筑的流变、类型、形制与布局，以及清真寺和天主教堂建筑风格的阶段性演变，皆曾详加探讨。这种探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凸显出宁波宗教建筑文化的源远流长，更在于它彰显了宁波民众勇于吸纳异域文明的魄力和胸怀。

当然，甬上先民对于异域文明的吸纳，既未局限于宗教建筑领域，也并非始终如一。自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被迫开埠以来，宁波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意识中所固有的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对立，因着西风东渐而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反映在建筑领域，就是日益明显地呈现出新旧两大建筑体系的并立共存：一方面，主要通过对西洋建筑风格的借鉴和引进，宁波境内稀疏地出现了部分融入西洋建筑元素的新型建筑，龙山虞氏旧宅天叙堂和江北贝家巷杜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在广大的农村甚至在宁波城区之内，依然矗立着大量的传统乡土建筑，实际上，即便是那些新建于鸦片战争之后的建筑物，也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技术体系和布局结构的窠臼。

尽管如此，新建于开埠之后且其风格与传统乡土建筑一脉相承的近代建筑，仍具有不容低估的历史文化价值。至少，这些延续了传统乡土建筑风格的活化石，可以使得徜徉徘徊于其间的后人，能像历代无数文人骚客那样，真切地感受到宁波传统建筑所内具的诗情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