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物”是一个不断被生产、创造的过程,同时在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又是一个不断被消耗、替代的过程,随着人们利用、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总体上趋于不断丰富。“宁波物”的演进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下迄唐代中叶。这一时期,宁波境内人口稀少,生产力相对低下,人们无力大规模利用、改造自然,难以创制出较多的物质成果。这一阶段的“宁波物”主要有两类:一是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史前遗存的各种石制、陶制或骨制日用器皿、生产工具,以及生产生活废弃物;二是以慈溪掌起缸窑山墓地为代表的墓葬遗存及其随葬品。这些出土文物,如河姆渡遗址中的稻谷遗存和稻作农具,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河姆渡人的生活情况,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史前宁波社会的经济状况。在这一阶段,佛教传入浙东,佛教精舍、寺院开始出现,今天宁波境内的主要佛寺,如慈溪的五磊寺、江北的普济寺、奉化的雪窦寺、鄞州的天童寺和阿育王寺,便始兴于这一时期。
第二阶段:始于唐代中叶,下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一阶段,一方面,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及其繁衍生息,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随着古代科技水平的提高,宁波人民利用自然为自身服务的能力大为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宁波地域的开发进程加快,以物质性形态呈现的劳动成果大量增加,具体体现在:一是广建住宅以栖身,兴建祠庙寺观以祭祖、礼佛或供奉神祇,村落和城镇、祭祠各宗教场所大量出现;二是为了便于交通,桥梁、道路大量修建,从而留存下大量的古桥梁与古道;三是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以阻咸、蓄淡、分流为目的塘堰碶闸等水利工程大量兴建;四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开发,商业活动日趋繁荣,不少设摊于农村之集市或开店于城镇之街坊的商摊,因经营得法而发展出很多老店;五是先民在从事农业耕作或渔业捕捞之余,利用土、木、石、草、棉、丝、竹、骨等自然材料制作瓷器、草席、服装等手工业品,其中部分手工业品升华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工艺品。在这一阶段,尽管有不计其数的“宁波物”毁于地震、火灾、水患、疾病、周期性社会动乱之中,但保存下来的物质成果总量显然要远远超过前一阶段。(www.xing528.com)
第三阶段: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一阶段,时局动荡,中西交融日益增多,“宁波物”也增添了新的内容:一是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及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宁波人民奋起反抗,从而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海防遗存和古战场遗存,如位于镇海口招宝山的定远炮台、慈城大宝山西麓的朱贵祠等。二是面对随坚船利炮而至的近代西方科技文化,宁波人民秉持“洋为中用”的拿来主义,大胆吐故纳新,以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冲击着中国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形态,或如杨坊、虞洽卿等买办商人,迅速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领域;或如李也亭、鲍咸昌、胡西园,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以期实业救国;或如陈训正、蒋梦麟、张雪门,积极兴学育才,大力倡导教育立国。以龙山虞氏旧宅天叙堂和江北贝家巷杜宅为代表的近代建筑物,尤为直观地体现出宁波人民这种勇于吸纳异域文明的精神。
就其纵向演进轨迹而言,“宁波物”呈现出其阶段性发展的特征,而从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看,则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主要表现为:一是宁波枕山负海,气候湿润、雨水充沛,历来就是物色丰饶的沃壤,当年河姆渡先民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稻作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片富饶的土地。二是宁波虽偏居东南边陲,却因具备明显的海上交通优势,故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沿海南北货物的转运港,而四方货物的汇聚,既繁荣了宁波的商品交易市场,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宁波物”的种类,进而促进了宁波地方经济的成长和商帮的崛起。三是千百年来,宁波的社会构成以新旧移民为主,“宁波物”的创造者,也因此不是初来乍到的新移民,就是老移民的后裔,他们或多或少地内具敢于冒险、务实勤干、注重功利的移民秉性,故而善于把握时机、创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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