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天一阁及其会馆园林-南北商运交汇点上的珍贵历史遗迹

从文献记载来看，宁波私家藏书业自兴起于晚唐以来，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一个嬗变流程：一是两宋期间的渐次崛起；二是蒙元至明代中叶的低迷；三是明代中后期的复兴；四是清代中前期的鼎盛；五是晚清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型。而在这一流程中，宁波境内曾经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私家藏书楼，南宋楼钥的“东楼”和王正己的“酌古堂”，元代应震伯的“花崖书院”，明代袁忠澈的“瞻衮堂”、丰坊的“万卷楼”、范钦的“天一阁”和陈朝辅的“云在楼”，清代黄宗羲的“续钞堂”、全祖望的“双韭山房”、郑性的“二老阁”、卢址的“抱经楼”、徐时栋的“水北阁”和黄澄量的“五桂楼”，就是其中的荦荦大者。但遗憾的是，这其中的绝大多数早已灰飞烟灭，即便是有幸留存至今者，也大多已非当年模样。

各家藏书的目的，当然也不可能一致。譬如南宋象山藏书家杨涣，之所以倾赀购书，就是想帮他儿子杨王休日后参加科举考试收集资料，而明代鄞县人范大澈，主要是为了与乃叔范钦一较高下，并为此高价求购海内异本，但更多的藏书家，则完全出于个人爱好，余姚人黄澄量甚至不惜冒着杀身的风险，勉力收藏为清代统治者所不容的前代文献。也因此，每当天灾人祸不期而至、藏书楼毁于一旦之后，那些嗜书如命的藏书家总能重整旗鼓而东山再起，鄞县人徐时栋（1814—1873）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烟屿楼”在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太平天国之乱，重建于次年的“城西草堂”又意外遭遇火灾，面对这些接踵而至的沉重打击，徐时栋并不令人惊讶地建成了他的第三座藏书楼——水北阁。藏书对于徐时栋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爱好，毋宁说是一种信仰。

就其历史功用而言，宁波的私家藏书楼在相当长时期内，主要是文人雅士或殷实之家傲立儒林的资本，而非传播文化的场所。范钦父子的“天一阁”，就是其中的典型；该藏书楼自创建于明代嘉靖末年以后，就一直严格贯彻诸如“代不分书，书不出阁”之类的祖训。也因此，不但历代以来能登楼观书者寥寥无几，甚至发生了钱绣芸为看书而嫁入范宅却终身未能如愿的悲剧性事件。

但时至清代后期，不但藏书家的身份早已突破非富即贵的藩篱，而且原本皆属私家所有的藏书楼，逐渐转化为具有浓厚公共色彩或公益性质的场所。倘若追根溯源，这种转变大抵肇端于黄澄量的“五桂楼”。黄氏意欲嘉惠学林的藏书宗旨，既白纸黑字地表达在《五桂楼书目》的题识之中，又具体落实在为远道慕名而来的读者提供食宿上。

相比较而言，天一阁在20世纪30年代的转型，显然更具有象征意义。当时，经年失修的天一阁，因遭遇台风而受损严重。于是有识之士在1934—1936年，筹款加以大修，同时移入“明州碑林”。这次改造的亮点在于：一是“明州碑林”的移入，使得天一阁从原先功能单一的藏书楼变为综合性的游览场所；二是打破了原本以“天一池”为中心的环游式布局，从而使得天一阁从士大夫文人色彩浓郁的私闭园林，转变成为开敞外显的半公共性园林。(www.xing528.com)

与藏书楼颇相类似的是，宁波的园林也经历了从私物到公器的转化。宁波历史上的园林，大抵可分为两类：一是官府衙署中的园林，例如位于宁绍台道署西侧的“后乐园”，该园乃光绪十年（1884），时任宁绍台道台的薛福成所建，“以作课士之所”；二是私家宅园，一般规模不大，或紧邻邸宅后部，呈前宅后园之格局，或位于邸宅一侧而成跨院，紫金巷林宅中的“西园”，就是典型的宅园。

近代以来，这些园林由于不尽相同的历史动因，其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被赋予鲜明的公共性或公益性。这种公共色彩浓厚的园林，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的行业会馆之中。当时，宁波以其既适合于平底北航商船，又适合于尖底南航商船的独特海域环境，成为南北沿海商运的交汇点，南来北往的商号出于增进交流、方便贸易的考虑，在三江口先后建造了安澜会馆（1826）和庆安会馆（1853），作为会馆附属设施的会馆园林，也因此而面世。这其中，庆安会馆的园林，位于会馆门外、甬江东岸，其功能显然是让那些到会馆办事或拜访的来客，在此稍事休息等候，并欣赏江边美景。

继会馆园林而兴起的公共或公益园林，是那些建于1925年后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公园。其兴起的时代背景是：国民党政权在其成立之初，既面临着严峻的内忧外患，又迫切需要寻求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而开始全方位展示孙中山的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进而符号化孙中山的形象和话语，国民党掌控区内也因此掀起了建造中山公园的热潮。在这一兴建中山公园的热潮中，宁波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的是：第一，弹丸之地竟然先后建造（或改造）起多达5座的中山公园，并星罗棋布于奉化（1925年）、海曙（1927年）、象山（1931年）、宁海（1933年）和镇海（1934年）。第二，由于地方财政拮据，为节省经费，这5座中山公园，除奉化中山公园系由宋家坪公园改建外，其余都是在原有衙署园林的基础上兴建而成，譬如竣工于1929年的海曙中山公园，它的前身就是前清宁绍台道署中的“后乐园”。

与此同时，传统宅园的营建也已几近绝迹，取而代之的是附属于豪门富商的洋房花园和别墅园林，例如位于郁家巷的盛氏花厅和坐落在中山西路的王宅。不过，这种转变就其缘起而言，并非行政力量干预的结果，从而有别于公园；它的造园风格和营建手法，虽然受到西洋建筑方式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仅仅局限在功能定位和造园材料两个层面。对宁波豪门富商的洋房花园、别墅园林来说，西洋奇异华丽的造园手法只是个遥远的参照，曾经描摹却并未大规模地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