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丝路遗存：海上交往的珍贵见证

所谓“海上丝绸之路”，一般是指东西方通过海洋进行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正是这条古道，把亚洲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欧洲的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连接在一起，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宁波之所以能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始发港和目的港，主要源自：（1）宁波处于南北海岸线中段，地理位置、交通环境比较优越。（2）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在夏、冬两季的规律性转换，使得宁波具备开辟海上航路的天然优势。（3）内河外海的航运体系，使得宁波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4）宁波本就盛产丝绸、瓷器、茶叶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5）宁波造船业向来比较发达，拥有建造远洋运输船只的能力和工艺。（6）甬上先民具有浓厚的重商从商意识和比较丰富的航海技术、经验。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大抵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东汉晚期至南朝末年。这一阶段既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期，也是宁波大规模吸纳异域文明的起步阶段。在此期间，佛教从海路传入宁波并迅即生根发芽，以五磊寺、天童寺、阿育王寺为代表的佛教建筑，也因此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四明大地；与此同时，从海曙祖关山、鄞州道士堰、江北湾头等地的东汉墓葬中所出土的玳瑁、琉璃、玻璃等舶来品，则又作为实物佐证，充分表明：东汉晚期输入宁波的域外文明，并非仅仅只是佛教而已。

第二阶段，隋唐五代。这期间明州脱离越州，升格为地方一级行政单位，进而成为大唐帝国面向东亚的门户。随着政治地位的抬升，宁波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一方面，以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青瓷的大规模烧制及其源源不断的向外输出，不但使宁波跃升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口和国际重要港城，而且带动了宁波港城经济和区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在日本遣唐使团、新罗张保皋商团的刺激和带动下，明州商帮的转口贸易也日益活跃，从而合乎逻辑地推动了东亚贸易圈的形成。

第三阶段，宋元时期。这期间，市舶司在宁波的设置，固然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宁波海外贸易权的控制，却也确保了宁波作为中外交流窗口的地位，从而迎来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鼎盛期。这种繁华主要表现为：第一，商贸往来，不但与东亚各国频繁通商，而且与东南亚甚至西亚的波斯、阿拉伯国家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出土于永丰库遗址的众多珍贵文物，就实证了元代宁波海外贸易的兴盛。第二，文化输出，一是向日本全方位输出教义、建筑、绘画、雕刻等佛教文化，二是向高丽输出制瓷技术，三是向日本、高丽输出书籍，既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佛教，又极大地推动了高丽制瓷业的发展。

第四阶段，明朝初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尽管在此期间，不但官方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而且倭患持续时间甚久，但宁波无论是合法的朝贡贸易，抑或是非法的走私贸易，都表现得非常活跃。当时宁波合法的海外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进口货物以刀剑、硫黄、铜、苏方木、扇为大宗，出口则以铜钱为主；入清后，除日本外，宁波又获准与菲律宾、安南、柬埔寨、新加坡、英国等国通商贸易，用白银、丝、茶、土布换取大米、木材、糖、象牙、珍珠、药材、毛棉织品。事实上，这期间不但海外贸易比较频繁，官方和民间的文化交流，也同样可圈可点，尤其是日本的策彦、雪舟和宁波的朱舜水，为传播儒学做出了巨大贡献。(www.xing528.com)

第五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清朝末年。在战争失利后被辟为通商口岸的宁波，其近代化进程虽充满屈辱和血腥，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阶段。而且在此期间，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两大变化：一是从昔日输出中国文化的窗口，变为接纳西方文明的大门；二是它对西方文明的接纳，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从被迫接受到主动汲取、从单纯引进技术设施到深入学习制度文化的转变。

“海上丝绸之路”既对宁波历史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重大影响，同时也被深深地烙上了宁波的痕迹。事实上，宁波不但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与泉州、广州、韩国清海、日本博多等港口相比，可谓特色鲜明：一是起源较早，历时最久，自东汉晚期至清朝末年，在这1800多年间，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宁波始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始发港和目的港；二是辐射范围，既广且远，宁波在历史上虽以与东亚诸国交往为主，但随着南海航线的不断拓展，其对外交流的范围也扩大到南洋、西洋甚至地中海和东北非；三是文化输出与商品交流并重，不但是丝绸、瓷器、茶叶的主要出口基地，更是华夏文明、儒家学说和汉化佛教向日本、朝鲜半岛传播的最重要窗口。

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始发港和目的港，在历经1800余年的中外交往之后，留下了众多的“丝路遗存”，仅宁波市域之内就有120余处。这120余处“丝路遗存”，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以宁波城区为中心的近海和江河两岸，其类型大抵可分为以下四种：一是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直接关系的港口、码头、仓库、商业会馆、宗教建筑，例如渔浦门码头遗址、永丰库遗址、庆安会馆、天童寺；二是与“海上丝绸之路”虽无直接关系但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藏书楼、水利工程，例如天一阁、它山堰；三是诸如丝绸、瓷器、茶叶之类的大宗出口商品的产地遗迹，例如上林湖越窑遗址；四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城建设施和海防要塞，例如鼓楼、天封塔和镇海海防遗址。

从横向对比的角度来看，宁波的“丝路遗存”又有其显著特征，并主要表现为：一是时间跨度大，自东汉晚期至清朝末年，几乎每个历史时段都有遗存流传至今；二是内涵丰富、类型众多，涵盖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港口交通、宗教文化、思想学说、卫生教育等诸多领域；三是分布范围广，除宁波市域外，散落在日本、朝鲜半岛等海外各地的遗迹遗物也相当丰富。

在所有被卷入“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中，宁波具有相当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获得，一则缘自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二则得益于其广阔的经济腹地。宁波的“丝路遗存”虽然数量众多，但知名度较高的单体遗存却并不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