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间铜版《集成》的赏赐、陈设与回归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认为《集成》到乾隆朝才开始大量流通，其实不然，雍正帝为了宣扬他“继志述事”的形象，于雍正六年《集成》基本完成装订后，就将大部分《集成》以隆重的形式赏赐给亲王宠臣，《雍正朝起居注册》载：

二十日己亥，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果亲王允礼奉谕：《古今图书集成》棉纸书十九部，一部供奉寿皇殿，其余九部交乾清宫总管于应陈设之处陈设。其余九部赏怡亲王、庄亲王、果亲王、康亲王、福慧阿哥、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岳钟琪每人一部。竹纸书四十五部内，赏诚亲王、恒亲王、咸福宫阿哥、元寿阿哥、天申阿哥、励廷仪、史贻直、田文镜、孔毓珣、高其倬、李卫、王国栋、杨文乾、朱纲、嵇曾筠每人一部，其余三十部收储。^[44]

雍正六年（1728）六月二十日，雍正帝处置这部大书，不由内阁而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传旨，19部绵纸本，1部供奉在寿皇殿，9部交乾清宫总管于应陈设之处存放，余下9部赏给怡亲王（允祥）、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康亲王（衍璜）、福慧阿哥、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岳钟琪每人1部。45部竹纸本，赏给诚亲王（允祉）、恒亲王（允祺）、咸福宫阿哥（允袐）、元寿阿哥、天申阿哥（乾隆帝）、励廷仪、史贻直、田文镜、孔毓珣、高其倬、李卫、王国栋、杨文乾、朱纲、嵇曾筠每人1部，其余30部保存起来。由允禄、允礼主持赐书事务，表示这是皇帝的私人恩赐，书的领受者与皇帝的私人关系密切，他们并非因为官爵或贡献而应该得到，可见帝王喜好对典籍的流通会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从领受者身份上看，怡亲王、庄亲王等是雍正的兄弟，张廷玉、鄂尔泰、岳钟琪等则是雍正的宠臣，蒋廷锡是编纂《集成》的总裁，得到皇帝的嘉奖亦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朝起居注册》的这则记载明确表明，当时刷印的铜活字版《集成》有绵纸书和竹纸书两种装潢。李致忠先生在《古书版本鉴定》中称，《集成》“用铜活字排版之后，选用洁白如玉的开化纸和微黄似箔的太史连纸印造”^[45]。可见，二者颜色、质地均有不同。雍正帝特意将部分绵纸书赏赐给怡亲王等信任的亲王重臣，以示优渥，而把质量次之的竹纸书赏赐给实际主持编纂工作的诚亲王，亲疏之分立现。

受赐得到《集成》，在亲王、大臣看来是莫大的荣耀，因此他们在诗文集中多有记录。如允礼《春和堂纪恩诗·圣祖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恭纪》，专记受赐《集成》之事：“两朝作述会渊源，只今弘启文明运，万卷图书万古存。”^[46]嵇曾筠也在其文集中大书特书一番^[47]。张廷玉和鄂尔泰是雍正朝的宠臣，鄂尔泰于雍正九年（1731）、张廷玉于雍正十年（1732）分别又受赐得到一部《集成》。张廷玉《澄怀园语》卷三载：“今图书集成者，是书也，康熙年间圣祖仁皇帝广命儒臣宏开书局，搜罗经史、诸子百家，别类分门，自天象地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以致昆虫草木之微，无不备具，诚册府之巨观，为群书之渊海，历十有余年而未就，世宗宪皇帝复招虞山蒋文肃督率在馆诸臣重加编校，正其伪讹，补其缺略，经三载而始厘定成书，图绘精详，考订切当，御制序文弁其首，以内府铜字联缀成版，计印六十余部，未有刻本也。比时玉蒙恩颁赐一部，雍正十年给假南归，又赐一部，令织造送至桐城收藏于家。”^[48]鄂容安所编《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记雍正六年雍正帝表彰其将《集成》捐赠书院，再次赏赐一部：“钦赐《古今图书集成》一万二千卷，……公奏谢圣赐后叹曰：‘天恩高后如此，与其遗我一家子孙读，何如存在书院，留与一省子孙读也。’乃以此书并携藏书二万余卷，留之书院。及入郡，世宗询及此书，公据实以对，世宗大悦公忠如此，嘉叹良久，复赐以二部。”^[49]此外，根据相关档案，雍正帝还将《集成》赐给了讷亲^[50]、孔传铎^[51]（雍正七年）、马尔泰^[52]等人（详见下文）。

乾隆帝即位后，将存贮于武英殿的《集成》继续颁发给翰林院、热河等处行宫。乾隆九年（1744）十月二十四日军机处上谕档载：“内阁奉上谕：本朝所修《古今图书集成》一书搜罗浩博，卷帙繁复，实艺林之巨，为从来之所未有者，古称天禄石渠为藏书之所，今之翰林院即图书府也，著《古今图书集成》颁赐一部收贮院署，俾词臣等咸得览以广识见，以资问学。”^[53]据《日下旧闻考》引《词林典故》，乾隆八年，乾隆帝以翰林院署岁久倾圮，诏颁内府钱粮重加修葺；九年十月，御书“稽古论思”“集贤清秘”二额颜其堂，并赐《集成》一部贮宝善亭。乾隆二十八年（1763）七月十四日，将《集成》一部于热河行宫陈设，军机处上谕档载：

大学士公傅（恒）字致大学士来（保）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奉旨，前经降旨将绵纸书《古今图书集成》送一部至热河，著即在京装订齐全，再行送来。其套盒须用木胎，所有应用木片材料即向总管太监等取用，一切箱匣旧料皆可改做。钦此。中堂即行遵旨传谕各该处遵办可也。此致。^[54]

鲜为人知的是，乾隆帝不仅大量赏赐《集成》，同时还着手清查并回缴雍正年间赐给大臣、亲王的部分《集成》。如军机处上谕档载，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月初三日乾隆帝询问岳钟琪、朱纲所得《集成》的去向：

办理军机处为咨查事。所有雍正年间赏给岳钟琪、朱纲《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现在奉旨查询其家此书是否现存及有无残缺之处，相应行知。贵督、贵抚即行饬查咨覆，本处并饬该地方官毋得滋扰。^[55]

乾隆帝此旨，意图借清查《集成》残缺情况，收回颁发下去的部分《集成》，地方督抚接旨后自然心知肚明，很快山东巡抚徐绩就上报了清查结果：

朱纲侄孙朱照呈称：朱纲原任福建巡抚。雍正年间，蒙钦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向系敬谨收藏。身祖故后，经长房胞伯朱崇诰收贮，身时幼小，未得窥见。自乾隆十三年伯朱崇诰赴直隶投效河工后，补固安县丞。十四年间，将住房变卖，携眷赴任，遂将此书寄放于长青县卢子若家。监生卢崐呈称：切生故父卢子若在日，有《图书集成》一部，生身幼闻得系历城县朱姓之书，因房屋变卖，将书寄存在生家。彼时生年幼并不知是何年分，朱姓是何名字，亦不知系钦赐之书。^[56]

山东巡抚徐绩明白乾隆帝的盘算，同时上折奏询应否令朱纲之孙将御赏《集成》恭缴：

《图书集成》乃特恩赏给，理应敬谨世守，今朱纲父子俱故，家业萧条，贮书无所，子孙不能世守，恐致日久散佚，殊非将御赏《古今图书集成》敬谨之道，应否将原书恭缴之处，伏候本部院。^[57]

鉴于大臣恩赏所得《集成》不能妥善保存，乾隆帝当即下旨回缴部分《集成》。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月十三日军机处上谕档载：

臣等奉旨查原任提督田文镜所得赏给之《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令其家缴回，随交改旗查办。今据该正黄旗汉军都统覆称，田文镜之孙革职县丞田邦直呈称其书已卖与镶红旗汉军官学生刘若儒得价银五百五十两。等语。查田邦直以伊祖田文镜所有恩赏书籍私行得价售卖，殊属不合，应请旨交部治罪。至刘若儒因何收买及是否完全之处，现交镶红旗汉军都统查明具奏请旨谨奏。^[58]

对于雍正年间受赐获得《集成》的杨文乾家，河南巡抚何煟奏报了查缴过程：

照得雍正年间赏给巡抚杨文乾《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现在奉旨查缴。今传询其家，并无着落。合将巡抚杨文乾并伊子总督杨应琚生平历任各省分通行咨查，咨到贵抚，即将其历过地方有无存晋安放次数之处，迅速查覆，一面咨报，一面解京送交本处。^[59]

这里言及将藏书者杨应琚“生平历任各省分通行咨查”，查缴力度不可谓不大，也说明乾隆帝对此事高度重视。

从最后的结果看，共计缴回《集成》五部，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月十六日军机处上谕档载：

奉旨：今将《古今图书集成》原书缴回者共五家：鄂尔泰：二部内缴一部，据伊孙鄂岳称现在拟缴。田文镜：交查该旗，昨又传催，未据覆到。杨文乾：交查该旗，据称从前查抄杨应琚家有旧书二十三套，杂书七箱，又旧书一百套，此外并无别项书籍。等语。但查原书系五百二十套，断不在所抄之内，杨应琚历任各省，曾经带往拟行文细为查询。马尔泰：据伊孙玛郎阿称，于乾隆五年经回禄被焚。讷亲：其书下落尚未查得。奉旨查询其家现在原书是否完全共四家：诚亲王：据贝勒弘景借给黄松石，已经奏明。李卫：据伊孙候补道李星曜曾载往同州府任所，现存。岳钟琪：已经武英殿查得。朱纲：已行文山东巡抚向其家查询。^[60]

对于去向不明的《集成》，乾隆继续追缴，乾隆三十八年（1773）八月十一日军机处上谕档载：

从前赏给原任福建巡抚朱纲《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据朱纲之孙朱照呈称，是书向系胞伯朱崇诰收贮，后因变卖房屋寄放卢子若家内。今卢子若已故，现有伊子卢崐可询，随传问卢崐称，向有寄存朱姓之书，但目开五百二十套，原系少二套，今将原书送缴。等语。朱照既不能世守此书，恐日久益致散失，应否将原书恭缴之处，咨请前来理合。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十一日奉旨：著交军机处。钦此。^[61]

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于敏中根据乾隆帝的旨意，“拟各省行宫七处陈设《古今图书集成》清单”，具体为天津柳墅行宫、山东泉林行宫、江宁栖霞行宫、扬州天宁寺行宫、镇江金山行宫、苏州灵岩行宫、杭州西湖行宫，并称“以上备拟陈设书本俱行知经管之各该督抚盐政选派员至武英殿领取，敬谨如式装潢收贮各署内，以备临时陈设”^[62]。天宁寺、金山、西湖行宫之《集成》后分别移入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周伯羲《金山志》载：“乾隆四十三年钦颁《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与镇江金山行宫，两淮盐运使疏请建阁储之。次年阁成。”据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十五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两淮盐政寅著领到颁贮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两部《古今图书集成》后，奏请“与行宫内就高宽之处，仿天一阁规模，鼎建书阁，永远宝藏”。《扬州画舫录》卷四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入藏于金山寺行宫之左的藏书阁首先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贮《集成》一部。次年，移往扬州大观堂。后来文澜阁遭兵火，浙江巡抚谭钟麟等人筹款重建，经人说合，从鲍廷博之孙鲍寅手中购得乾隆皇帝赐给其祖的《集成》一部。

乾隆年间，因修《四库全书》，朝廷将《集成》赏赐给献书最多的藏书之家。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军机处上谕档载：

谕内阁赏鲍士恭等《古今图书集成》、周厚堉《佩文韵府》各一部：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巨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贻。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著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以上应赏之书，其外省各家，著该督抚盐政派员赴武英殿领会分给；其在京各员，令其亲赴武英殿祗领。仍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初二日乾隆继续赏赐《集成》给亲信大臣舒赫德、于敏中、刘墉等人：

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著各赏《古今图书集成》，其收藏传付子孙守而弗失。再，已故大学士刘统勋一体上给，不意其猝尔身故，未及身预，因念及其子克世其业，亦加恩上给一部。^[63]

此外，宫中档案显示，乾隆年间还赏赐给书院及个人数部《集成》，如山东紫阳书院^[64]、泺源书院（518封，缺42卷）^[65]等。

关于作为赏赐品的铜版《集成》的领取方式，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于行宫陈设《集成》谕旨称：“以上备拟陈设书本俱知经管之各该督抚、盐政选派员至武英殿领取。”赏赐藏书之家谕旨亦称：“令其亲赴武英殿领取。”由此可知，一般由武英殿统一负责装潢，受赏者亲自领取。

乾隆二十八年（1763）七月十四日军机处上谕档揭示，清廷曾对《集成》展开过阶段性的清查：“查据武英殿现存未装订《古今图书集成》绵纸书三部，竹纸书二十四部。谨奏。”^[66]可见，至乾隆二十八年，武英殿所贮《集成》的数量还较多，后经乾隆帝的赏赐、陈设等，数量锐减。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十五日内务府奏销档《奏为热河文津阁陈设〈古今图书集成〉事》提及，武英殿所存铜版《集成》只有五部（残缺绵纸一部，竹纸四部），只能将竹纸《集成》陈设于文津、文渊、文源三阁：

奴才金简谨奏请旨事。本月十二日奉旨热河文津阁应行陈设《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著先行装潢，于七月底八月初间送往陈设，其文源阁、文渊阁亦即接续装潢预备陈设。钦此。钦遵。奴才随交武英殿翰林处将《古今图书集成》流水先行检阅校对一部，一面装潢书本，一面做成匣套，敬谨赶办……查武英殿现存《古今图书集成》五部，内竹纸书四部，连四纸书一部，系鄂尔泰家交回之书，残缺八十余本，虽经奏明补写齐全，但书内原有虫蛀之处，难以陈设，现今装潢三阁，应请统用竹纸书三部。乾隆四十年五月十五日具奏。本日奉旨：知道了。匣套即照依《古今图书集成》书本大小成造，上下夹书板不必用糊饰插盖应刻书名字样，著填泥金，钦此。^[67]

雍、乾年间如何赏赐、颁发和陈设《集成》是关于内府书籍流通的典型案例。幸运的是，内府档案就有关于此一时期《集成》流通情况的详细记录。

关于雍正时期的《集成》流通情况，满文录副奏折《呈雍正年间陈设并赏赐书籍数量清单》^[68]记载：

永思殿^[69]　供奉一部　棉纸锦套

乾清宫　　陈设一部　棉纸锦套

赏过

咸福宫阿哥　一部　竹纸　福慧阿哥　一部　棉纸

天申阿哥　一部　竹纸　怡亲王　一部　棉纸

庄亲王　　一部　棉纸　果亲王　一部　棉纸

康亲王　一部　棉纸　诚亲王　一部　竹纸

恒亲王　一部　竹纸　鄂尔泰　两部　棉纸

张廷玉　一部　棉纸　蒋廷锡　一部　棉纸

岳钟琪　一部　棉纸　史贻直　一部　竹纸

田文镜　一部　竹纸　孔毓珣　一部　竹纸

高其倬　一部　竹纸　李卫　　一部　竹纸

王国栋　一部　竹纸　杨文乾　一部　竹纸

朱纲　　一部　竹纸　嵇曾筠　一部　竹纸(www.xing528.com)

励廷仪　一部　竹纸　马尔赛　一部　竹纸

阙里　　一部　棉纸

以上共二十八部

关于乾隆时期的《集成》流通情况，内府满文录副奏折《呈乾隆年间各处陈设并赏赐过书籍名目数量清单》^[70]也有详细记载：

乾隆年间各处陈设并赏赐过书籍数目

古香斋^[71]　　　陈设一部　竹纸布套

正大光明殿^[72]　陈设一部　棉纸锦套

蕊珠宫^[73]　　　陈设一部　棉纸锦套

澹怀堂^[74]　　　陈设一部　棉纸锦套

前垂天贶^[75]　　陈设一部　竹纸布套

热河　　　　　　陈设一部　竹纸绢套

盛京　　　　　　收贮一部　竹纸

礼部　　　　　　收贮一部　竹纸

翰林院　　　　　存贮一部　竹纸

赏过

四阿哥（永城）　一部　竹纸

五阿哥（永琪）　一部　竹纸　未领去，现存武英殿书库

六阿哥（永瑢）　一部　竹纸

八阿哥（永璇）　一部　竹纸

傅恒　一部　竹纸

讷亲　一部　竹纸

以上共十五部

根据以上梳理，结合相关史料，笔者制成雍、乾间铜版《集成》流向一览表（表六），方便读者对其流通过程有清晰的了解。

表六：雍、乾间铜版《集成》流向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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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将《集成》陈设于三阁后，嘉庆以后就很少见到帝王赏赐铜版《集成》的相关记载了。铜版《集成》有的深藏内府，有的流落民间，均不易轻得。同治三年（1864），乐亭人史梦兰在“都门故家购得一部，幸无残缺，以兼车载归，凿壁藏之，护以纱厨”。^[76]到了光绪朝，偶见私人收藏。康有为跋《集成》云：

《古今图书集成》，为清朝第一大书，将以轶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而与明之《永乐大典》竞宏富者。浙、扬、苏诸阁毁后，流传日少，闻刘忠诚督两江，将翻印时，查得只有湖南、广东共三本，近经革乱，海内传本益寥寥。京师经庚子破后，存本亦稀，此本自吾邑叶氏领运自京而来粤，费万金，后归吾邑孔氏。昔先师朱九江先生语我尝假读，馆孔氏三月焉。今归于我，一万卷皆完好，诚中国之瑰宝也。愿为中国之文明保存之。自笑久为亡人，流离异国之日多，绝少定居，安能以暇读此秘笈，而藏此巨册，抑亦思古幽情，不能自已者耶！^[77]

康有为所藏铜版《集成》为中华书局缩印版所用底本。晚清民国时期，铜版《集成》大都入藏公共机构，民间并不多见。民国八年（1919），张元济致信傅增湘称，上海“此间有原版图书集成一部，缺去数十本，开价尚不甚贵。京中旧书店能补配否，尚望示及”^[78]。

总结雍、乾间铜版《集成》刷印完成后的流通情况，流通方式包括殿宇陈设、赏赐亲王大臣和颁发翰林院等。如何流通取决于帝王的意愿。除了宫内、行宫之外，相当一部分也通过自上而下的颁赏进入勋臣之家，在此过程中，部分《集成》像许多典籍一样流散四方。有的损毁了，如马尔泰所得《集成》就全部被焚毁；有的凭空消失，如田文镜、杨文乾、讷亲所得《集成》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不知所终。然而，终归有部分《集成》流播至翰林院、书院等处（如鄂尔泰将一部《集成》移交书院，范懋柱所得《集成》入藏天一阁，这两部《集成》历经风风雨雨，至今仍留存于世），使得宫中秘藏终能为普通士子所用，成为《集成》流通之滥觞。

《集成》的稿本和初印本也颇有故事。据史料载，卢址所建抱经楼收藏有《集成》稿本5013册，“卢抱经先生性嗜古籍……尝以未得内府《图书集成》为憾，乃破产遣群从入都市购求。书到，衣冠迎于门，其结癖之深如此”。^[79]《抱经楼书目》也载有《集成》稿本5013册^[80]。《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载：“是书原稿本内府久已散佚，天津李氏曾得残稿数百册（有水溃痕烬余），内中以理学、经济两编占多数，每页十八行，行二十格，确为铜版摆印之底本，今已赠天津南开大学。”但经裴芹查证及笔者调研，南开大学所藏《集成》并非稿本。此处言及之稿本是否损毁，以及藏于何处，则不得而知。

关于《集成》初印本，清宫档案早已提及，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月十八日永瑢等奏《内务府奏清查武英殿修书处余书请将监造司库等官员议处折》记载：“又有不全《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内每典缺欠不一，共少六百八十一本。查此一书于雍正六年刷印六十四部之后，并未重印，今已将各处陈设并颁赏，现存《古今图书集成》数目按册逐一详查与原刷六十四部之数相符。是此一部或系当时初刷样本，历年久远，遂至散佚不全。”^[81]初印本后来流向了何处？根据天一阁李开升的介绍，天一阁藏《集成》就是铜版校样本和排印工的工作底本，“书中有二十一位编校人员的钤印、题名和题记，以及五十余条校记、一百七十余名排印工的逾千条题署”^[82]。该初印本经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还能留存于世间，且得到妥善保管，可谓弥足珍贵。

鉴于铜版《集成》之珍贵以及流传日稀，光绪十年（1884）英人美查于创办的点石斋设立图书集成印书馆，用三号扁体铅字排印，费时四年，于光绪十四年（1888）印成《集成》。光绪十六年（1890），光绪皇帝下令上海同文书局石印《集成》，该局于光绪二十年（1894）照殿本原式印出100部。从此，《集成》才得以在海内外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