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比较和优化

众所周知，类书与丛书对保存和利用图书起着重要作用，如便省览、利寻检、供采摭和存佚遗。但二者的性质与用途不同。一般认为，类书比丛书出现得更早，始于北魏的《皇览》，丛书的鼻祖则是南宋俞鼎孙、俞经所编的《儒学警悟》。类书的定义，学界存在分歧，但大致而言，它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供人检索的一种工具书。《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称类书“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四库提要》则沿袭《隋书·经籍志》，将类书归入子部。论其功用，类书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可以根据所辑资料查找事物的原委、典章制度的沿革、文字掌故的兴废，也可用以校勘异文、校补典籍。类书往往保存了一部分已佚古籍的资料，清人的辑佚工作便是从类书中辑录，从而使后人能知古佚书的鳞爪，甚或概貌。如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数百种散佚之书，可谓辑佚古代资料之渊薮。

丛书则是按一定的目的，在一个总名之下，将各种著作汇编于一体的一种集群式图书，唐人陆龟蒙言：“丛书者，丛脞之书也。丛脞犹细碎也，细而不遗大，可知其所容矣……歌、诗、颂、赋、铭、记、传、序，往往杂发，不类不次，混而载之，得称为‘丛书’。” 丛书有别于类书的特征在于，它是对原著的汇辑，一般而言，不作删减和改动。与类书相比，丛书规模相对较小，且多为汇辑某一方面的古籍资料。丛书一般收集全本古籍，与类书从各类文献中采辑资料又有不同。

就现存而言，《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而《四库全书》则是我国古代卷帙最大的一部丛书。笔者发现，康熙时期是官修类书的高峰，乾隆时期则是官修丛书的高峰，康熙、雍正以后，官修类书几乎绝迹，而官修丛书却璀璨夺目，它们的兴替难道只是一种偶然和巧合？

关于《集成》与《四库》的关系，前人作过一些简略的探讨，如朱桂昌《从〈永乐大典〉到〈四库全书〉——兼论类书与丛书的演变》^[35]、裴芹《〈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36]等，但他们基本上是各自介绍，并未探讨其中的变化。陶湘民国十一年（1922）刻《儒学警悟》，卷首冠有民国八年（1919）缪荃孙撰写的序，开头即言“唐以来有类书，宋以来有丛书”。缪虽把类书出现的时间说得晚了点，但已觉察到二者之间存在兴替关系。最值得注意的是黄永年先生《说类书和丛书的兴替》的看法，他注意到类书、丛书的兴替与当时的社会性质的变化、王朝兴衰特别是学术文化的转向密切相关，认为隋唐时期“科举制的推行且使原先的士族丧失仕途上的特权。前此流行于士族中的骈俪文字自必随之而见厌弃，韩愈、柳宗元等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中唐时就应运而生，而为骈俪文字服务的类书也得退出历史舞台”。而“就在类书走下坡路的时候，讲求学问、重视考证的著作陆续问世了”。南宋以后，丛书编刻事业开始兴起，可被看作是赵宋文化鼎盛的一种表现。“蒙元及朱明前期丛书之少见刊行，自与其时学术之中衰有关”，嘉靖以后思想学术逐渐出现新局面，为清学之前驱，于是编刻丛书之风兴起。清人毕沅经训堂、卢文弨抱经堂、孙星衍岱南阁、平津馆、鲍廷博知不足斋、黄丕烈士礼居等所刻丛书，显然是乾嘉学派影响下的产物，因而多数精校精刻，连《北堂书钞》以至《太平御览》等类书都转而被利用来校勘辑佚。这个风气一直到清末民初尚未完全衰歇。^[37]张舜徽先生论及类书、丛书之体用异同，也注意到两者的功用、兴替与学术发展的关系：

（丛书）大辂权舆，其例未显；降及后世，体用始明耳。顾类书、丛书，功效各异，高下不同，似未可相提并论。自类书日出，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前人早已道其流弊矣（见《四库提要》）。至于丛书之为用，出愈晚而愈弘。网罗散佚，掇拾丛残，举凡遗经逸史以及未刊之书，悉赖汇刻以传，可资博览，有裨士林，固非类书之比辑杂钞可比也。有清一代私家刊布丛书之风尤盛，或专明一学，或综合群类，或荟萃地区文献，或传印宋元精本，名目繁多，不可胜数。^[38](www.xing528.com)

笔者认为，官修类书到丛书的兴替与清代的学术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大体而言，明清之际有宋学向汉学转变的内在逻辑，清初学术则从宋明理学向乾嘉汉学转变，而从《集成》到《四库全书》，也体现了这一学术转向。顺康雍之际，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汉宋不分，门户不严，所谓“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39]。康熙帝极其推崇孔子的“述而不作”，敕编了数部大型类书，《集成》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雍正三年十二月户部左侍郎蒋廷锡等奏报《古今图书集成》纂成告竣折有：“《理学汇编》分为四典，一曰《经籍典》：孔藏伏授，并列行间；程定朱增，俱标简末。汉疏多尊毛、郑，岂韩晏之属，可勿研求；宋注尤重蔡、胡，岂张恰之流，不资探讨。”^[40]是以程朱理学为旨归，汉宋兼采。

到乾嘉时期，汉学成为主流，程朱理学正统地位动摇，开始出现“尊汉抑宋”的倾向^[41]，梁启超也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42]被梁启超视作“汉学思想的结晶体”的《四库全书总目》受乾嘉学术风气的影响，尤重类书资料来源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所谓“明人类书，大都没其出处，至于凭臆增损，无可征信。此书援引繁富，而皆能一一注所由来，体裁较善”，由此可知《总目》对类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十分重视。《总目》对类书中征引言多荒诞不经的小说就颇有微词。如认为《续文献通考》“《琵琶记》《水浒传》乃俱著录，宜为后来论者之所讥”。汉学兴起，以训诂名物为依归，带动了历史学、地理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及目录学等学科的发展。

乾隆纂修《四库全书》的动机，前人多有考论，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与乾隆的个人意志有关，他自称十全老人，自诩除了武功、年龄外，各方面都要超越前代帝王，因此纂修《四库》，亦有不让乃祖康熙帝所编《集成》专美于前。^[4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所载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谕旨称：“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乾隆帝认为类书限于体裁，不能将书籍原文全部载入，难免割裂文意，因而主张将所有图书，分别收入经、史、子、集四库，编纂成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类书之利弊称：“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稗贩，实学颇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篇，残玑断壁，至捃拾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认为类书之兴荒废了实学，与乾隆帝所言《集成》之弊如出一辙。

乾隆时期汉学勃兴，学术风气发生转向，也带动了典籍编纂的变化。从学术基础上讲，考证学派已不满足于类书这种摘录式的资料片段，转而开始寻求善本原本作为资料基础。于是尽可能保留文献的完整性，收入多方面资料的丛书应运而生。学术风气的这一转向在典籍编纂方面就表现为从包容兼采的《集成》编纂到《四库全书》整齐划一的丛书编纂。应该说，从《集成》到《四库全书》，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清初学术文化的转向，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