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对《集成》的高度欣赏与使用

《集成》编成后，雍正帝评价极高，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御制古今图书集成序》称赞《集成》为“成册府之巨观，极图书之大备”。《集成》刻成后，雍正立即将其恩赏给亲王、宠信大臣，并在宫中各处陈设（见第五章第三节）。乾隆帝即位后，对乃祖乃父所编之《集成》更是赞不绝口，称“本朝所修《古今图书集成》一书，搜罗浩博，卷帙繁复，实艺林之巨，为从来之所未有者”^[16]，甚至连《永乐大典》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我皇祖《古今图书集成》凡一万卷，虽无《永乐大典》之多，而考核精当，不似彼限韵割裂”^[17]，“征引之富，卷帙之多，考核之精，皆从古所未有也”^[18]。乾隆效仿雍正帝的做法，将《集成》继续赏赐给大臣亲信，颁给各处陈设。如乾隆九年颁赐一部给翰林院收贮，使得“词臣等咸得览以广识见，以资问学”^[19]。此外，考虑到民间保存《集成》不善，他还下旨将雍正年间赏赐给大臣的《集成》回缴内府。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初二日，“赏给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刘墉《集成》各一部”^[20]。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将《集成》存放于各省行宫七处，即天津柳墅行宫、山东泉林行宫、江宁栖霞行宫、扬州天宁寺行宫、镇江金山行宫、苏州灵岩行宫和杭州西湖行宫。^[21]可以说，乾隆帝是把《集成》视作珍稀之物进行颁赏和陈设的。

学界一致认为，四库馆开馆之契机是朱筠奏议从《永乐大典》辑录资料，其时，乾隆帝特意提到要互相核对《集成》和《永乐大典》。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奉旨军机大臣议覆朱筠条奏内将《永乐大典》择取缮写各自为书一节……著即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仍于翰林等官内选定员数，责令及时专司查校，将原书详细检阅，并将《图书集成》互为校核，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已久，尚可裒缀成编者，先行摘开目录奏闻，候朕裁定，其应如何酌定规条，即著派出之大臣详悉议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所载官员履历中就有从事《集成》缮写的人员，如王元照、石养源、钱致纯、徐秉文等，他们均“由武英殿缮写《古今图书集成》，奏准以知县用”^[22]。乾隆三十八年奏折透露出，《集成》有可能从《永乐大典》摘录过资料。事实是否如此？笔者检索《集成》全书，发现《集成》的确包含《永乐大典》的数条记载，如《职方典》卷六九二《松江府部汇考四》有“上海县治……《永乐大典》：县署旧在今儒学之东，系松江总场，明年为海潮所侵……”。《四库全书纂修档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上谕有《永乐大典》“似系康熙年间开馆修书，总裁官等取出查阅”^[23]，如果此说属实，那么查阅的人中是否就有《集成》的纂修总裁？康熙时查慎行参与纂修《佩文韵府》，就曾拟奏请查阅《永乐大典》，以资参考。钟琦《皇朝琐屑录》有“康熙间仁皇帝命儒臣百十人纂修《图书集成》，从《永乐大典》中择取精华”^[24]，可视为一个旁证。

四库馆开馆期间，乾隆帝每年都会题写大量有关贮藏《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的各阁、堂、室的御制诗，少则一首，多则十首，即所谓“每岁春临必题句”。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题写《四库全书》御制诗时，屡次提到乃祖所编之《集成》。如《题文津阁》诗中夹注云：“建阁为贮《四库全书》之用，然抄录尚需数年，阁中空旷，用仿《四库》书函之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全部庋架排列，亦颇可观。”^[25]“阁成复仿四库全书函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三十二典，凡一万卷，庋架排列，文津之名不为孤矣。”^[26]《题文渊阁》诗云：“四库皮藏待，层楼恰构新。”^[27]为了不使楼阁长期空置，先将康熙时所编之《集成》颁于各阁一部，聊以充数自慰：“四库犹辽待，图书《今古》披”^[28]，“藏事虽犹待，《集成》斯已珍”^[29]，“《集成》拔萃石渠者，颁贮思公天下云”^[30]，“万卷《图书集成》部，颁来高阁贮凌云”^[31]。《题文源阁》诗亦云：“四库搜罗书浩繁，构成层阁待诸园。”^[32](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所建的南北七阁，都各贮有一部《集成》。如北方四阁原为庋藏《四库全书》而建，但文津、文源、文渊三阁建成后，《四库全书》尚未纂修完成，考虑到阁中无书可藏，乾隆帝下旨“仿《四库》书函之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全部庋架排列”，并在文渊等三阁内，各贮一部。盛京文溯阁建成较晚，乾隆四十七年（1782）《集成》与《四库全书》同时入藏文溯阁。至于南方三阁，乾隆四十二年（1777），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颁储得到《集成》各一部，两淮盐政奏请在行宫内，仿天一阁规模建造藏书楼，珍藏《集成》。乾隆四十四年、四十五年，文宗阁、文汇阁先后建成，各入藏《集成》一部。入藏后，因两阁中仍有诸多空余书格，后来便收贮《四库全书》。杭州本来就有贮藏《集成》的藏书堂一处，乾隆四十八年（1783）末，堂后改建成文澜阁。《集成》《四库全书》全部入藏南方三阁后，乾隆帝谕旨称：“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从此，《集成》与《四库全书》一道，成为“嘉惠士林”的重要著作。

乾隆皇帝对乃祖文治武功极为推崇，处处效仿，而体现清王朝文治的典籍编纂，则必为乾隆所垂意，所谓“余虽不敢仰方皇祖右文之盛，而运际光昌，振兴文教，实切绳武之思焉”^[33]。对于编纂《四库全书》的功绩，乾隆帝颇为自得，欲与乃祖康熙帝所编之《集成》相提并论，“书成约得五六万卷，与皇祖纂辑《图书集成》之例虽不尽同，而取多用宏，广惠艺苑，则仍体皇祖崇文之意云”^[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