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的保存与去向分析

内府这批珍贵的铜活字后来去了哪里？根据档案，在用铜活字刷印完《集成》《律吕正义》《数理精蕴》等内府书籍后，允禄奏议“今若仍用铜字，所费工价较之刊刻木板所差无多，究不能垂诸永久”，建议将《御制律历渊源》木版刷印。此后的铜活字本内府书籍越来越少，这批铜活字被收贮起来，由武英殿铜字馆移交给铜字库管理。根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武英殿设“铜字库”，置库掌一员，拜唐阿二名，专司铜字、铜盘及摆列等事。同时还雇摆字人，每月每人工食银三两五钱。刻铜字人，每字工银二分五厘^[49]。学界一般认为，乾隆初年，因京师钱贵，武英殿铜字库所存之内府铜活字全部销毁用于铸钱。追本溯源，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就是乾隆帝，《御制诗四集》卷二二《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有诗句“毁铜惜悔彼，刊木此惭予”在“毁铜”一词下注：“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排印蒇工，贮之武英殿，历年既久，铜字或被窃缺少，司事者惧干咎。适值乾隆初年京师钱贵，遂请毁铜字供铸，从之。”^[50]乾隆帝的这一观点影响很大，连当时朝鲜使臣都记载了下来。张秀民先生在《中国活字印刷史》一书中也对乾隆帝的说法加以援引发挥：“管理人员监守自盗，恰巧北京钱贵，他们怕受罚，就建议毁铜铸钱。乾隆九年（1744）将铜字库所残存的铜字、铜盘统统销毁，改铸铜钱，真是得不偿失。”^[51]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档案揭示，至乾隆九年，铜字库贮存的铜活字丢失不多，根据军机处档案，这批铜活字熔铸后没有用来铸币，而是铸佛。前引内务府档案中即有“乾隆九年冬月据员外郎永忠、监造郑三格叫我速查铜字数目，要交造佛处。即照档查明”。

至于无字铜子的去向，根据朱家溍先生所述，他在档案中“发现了乾隆的弟弟和亲王掌管修书处时把铜活字为自己府中铸了铜陈设、铜炉、铜狮等，当然也先给宫中陈设了，所以乾隆有口说不出，但和亲王为此受了处分”^[52]。这里清楚说明，永忠、郑三格将无字铜子私下送给和亲王弘昼后，弘昼就将这批铜活字熔铸，为自己府中和宫中添设了铜炉、铜狮等。内府这一批珍贵的铜活字就此消失。后来，乾隆帝欲将四库全书馆中罕见的书刊印出来，但内府铜活字已然不存，为此乾隆帝追悔莫及，“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为非计。且使铜字尚存，则令之印书，不更事半功倍乎？深为惜之”^[53]，最后不得不另刻木活字使用。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至今令人唏嘘。

经过以上考察，笔者认为，康熙五十五年（1716）前后，康熙帝应陈梦雷请求，为刻印万卷《集成》在武英殿设立铜字馆，在大约三年的时间内制作了包括无字铜子在内的100余万个大小铜活字。这批铜活字后收存于武英殿铜字库，并由专人监管。乾隆九年（1744），乾隆帝批准大臣奏请将有字铜活字1015433个连同铜盘900余个全部熔化。遗憾的是，铜活字未能留存至今，用以记录铜活字档案的铜字档也不知所终。

厘清清代内府铜活字的相关问题，对推进中国活字印刷术的研究大有裨益。1403年，朝鲜已开始大量铸造用于印书的铜活字。成伣《傭斋丛话》卷三详细描述了朝鲜铸造铜活字的方法：“铸字之法，先用黄杨木刻诸字，以海浦软泥平铺印板，印着木刻字于泥中，则所印处凹而成字。于是合两印板，熔铜，从一穴泻下，流液分入凹处，一一成字，遂刻剔重复而整之。”^[54]与朝鲜铸造铜活字相比，清代内府铜活字工艺独具一格，别有特色。据张秀民研究，朝鲜1403—1863年铸造金属活字的次数达34次，内铅字两次，铁字六次，余均铜字。每次铸字30万者两次，次为20万，或为15万、16万，少亦8万或6万。^[55]清代内府制作的铜活字数量达100余万，远远超过朝鲜历史上任何一次铸造金属活字的数量，在世界活字印刷史上独领风骚。

【注释】

[1]〔清〕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二二《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武英殿刻本。

[2]〔清〕庆桂等：《国朝宫史续编》卷九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915页。

[3]原题《翰林院检讨何人龙奏陈泽旺纳款宜设重镇兵屯以固封守及修书议叙宜严甄别不得滥除州县折》，原折无年月，依据具奏者何人龙职务变化推断得出（何人龙原为翰林院检讨，雍正元年十月引见，奉旨以部郎用）。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31—33页。

[4]何人龙，江西建昌府广昌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进士，授翰林院检讨，食俸九年，在国史馆行走。雍正元年（1723）十月引见，奉旨以部郎用。

[5]《内阁学士蒋廷锡等奏陈办理古今图书集成情形并编校人员去留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585页。

[6]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康熙五十九年内阁大库档案《翰林院为查对武英殿等处所送生监人数》，档案号：164047-001。

[7]〔清〕张庚：《国朝画征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第98页。

[8]〔清〕马麟：《续纂淮关统志》卷一三，清乾隆刻，嘉庆、光绪间递修本。

[9]《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二二三，清乾隆三年（1738）朱墨套印本。

[10]《户部左侍郎蒋廷锡等奏昭各馆之例议叙古今图书集成编纂校对人员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592页。

[11]〔清〕永珞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清〕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二《启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4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8—39页。

[13]《内阁学士蒋廷锡等奏陈办理古今图书集成情形并编校人员去留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585页。

[14]《内阁学士蒋廷锡等奏陈办理古今图书集成情形并编校人员去留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585页。

[15]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御制序文，雍正四年（1726）九月二十日。

[16]辛德勇：《书林剩话》，《书品》1999年第5期，第58页。

[17]《户部左侍郎蒋廷锡等奏昭各馆之例议叙古今图书集成编纂校对人员折》，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592页。

[18]《内务府奏清查武英殿修书处余书请将监造司库等官员议处折》，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月十八日，载《史料旬刊》第14期，又载袁同礼：《关于图书集成之文献》，《图书馆学季刊》1932年第6卷第3期，第403—452页。

[19]〔清〕包世臣：《安吴论书》，咫进斋丛书第2集，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

[20]麦高文、儒连的说法参见英国翟斯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导言，1911年伦敦出版。转引自张秀民：《清代的铜活字》，载《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第252页。

[21]翁连溪：《谈清代内府的铜活字印书》，《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第82页。

[22]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第93—103页。

[23]曹红军：《〈古今图书集成〉版本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3期，第65页。

[24]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第95页。

[25]〔清〕龚显曾：《亦园脞牍》卷一，清光绪四年（1878）诵芬堂木活字本。

[26]〔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第55页。(www.xing528.com)

[27]〔清〕包世臣：《安吴论书》，咫进斋丛书第2集，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

[28]〔清〕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二二《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武英殿刻本。

[29]〔清〕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九，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

[30]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第93—103页。

[31]此与另外一份内务府奏销档案对有字铜子和无字铜子的数量描述有所出入：“据革退库掌崔毓奇供称，此项铜字原系姚文彬经管，我于乾隆六年派管铜字库，我接收之时，大小铜字共一百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三个，大小铜盘七百个，饰件、条线重九百八十觔，连字大秤秤得二万九千八百觔有零，又有何玉柱家交来铜子三十万八千五百二十个，重七千五百觔。于乾隆九年十一月原任员外郎、原任监造郑三格向我说，按档查对，数目相符，并不短少。”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乾隆十八年（1753）五月二十九日庄亲王奏参武英殿官员滥行开销余平银事，卷号：05-0128，档号：05-0128-046。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十四日奏为将管理武英殿御书处官永忠等治罪事，卷号：05-0128，档案号：05-0128-070。

[33]〔清〕昆冈等纂：《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九，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

[34]〔清〕包世臣：《安吴论书》，咫进斋丛书第2集，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

[35]《清世宗实录》，雍正元年（1723）二月庚申条，中华书局，1985，第98页。

[36]〔清〕萧奭：《永宪录》卷一，中华书局，1959，第63页。

[37]辛德勇：《论所谓明铜活字印书于史初无征验——附论明代的金属活字印本》，《燕京学报》2007年第2期（新23期），第9、28页。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二十三年（1758）四月初八日第2条，盒号：580，册号：2。

[39]麦高文、儒连的说法参见英国翟斯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导言，1911年伦敦出版。转引自张秀民：《清代的铜活字》，载《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第252页。

[40]曹红军：《康雍乾三朝中央机构刻印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9页。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乾隆十八年（1753）五月二十九日《庄亲王奏参武英殿官员滥行开销余平银事》，卷号：05-0128，档案号：05-0128-070。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乾隆三年（1738）十月初二日《呈为内务府三旗人员入官现存房地清单》，档案号：05-023-008。

[43]〔清〕林春祺：《铜板叙》，转引自王继祥：《珍贵的铜活字印刷文献〈铜板叙〉》，《文献》1992年第2期，第273页。

[44]张秀民：《清代的铜活字》，载《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第255页。

[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一月单。

[46]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第88页。

[47]辛德勇：《论所谓明铜活字印书于史初无征验——附论明代的金属活字印本》，《燕京学报》2007年第2期（新23期），第9、28页。

[48]辛德勇：《论所谓明铜活字印书于史初无征验——附论明代的金属活字印本》，《燕京学报》2007年第2期（新23期），第9、28页。

[49]〔清〕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九，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

[50]〔清〕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二二《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武英殿刻本。

[51]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第88页。

[52]朱家溍：《关于清代宫史研究及原状陈列的几个问题》，载《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9，第380页。

[53]〔清〕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二二《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武英殿刻本。

[54]〔朝鲜〕成伣：《傭斋丛话》卷三，英译本见孙宝基（Sohn Pow-Key），Early Korean Printing，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59（79）：102。转引自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第141—142页。

[55]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第137—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