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府铜活字是中国活字印刷史上的经典论题，但由于文献档案及实物资料的缺失，目前学界对此论题仍聚讼不已，成为一桩重要的学术公案。关于《集成》铜活字的数量，清代学者包世臣认为有“数百十万个”[19]，也就是上百万个；麦高文认为是“二十三万个”；法国儒连认为是“二十五万个”；[20]翁连溪认为：“如按每人每月工银3两5钱计算，刻铜字人每天要刻5个铜活字，按每月30天算，共刻字150个，25万铜活字由50人镌刻要用近3年的时间，这以当时清内府的财力、人力是完全可以办到的。”[21]很明显，他估测的数字也是25万左右。潘吉星推断铜活字数量为100—200万个[22]，接近于包世臣所说的数字；曹红军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对内府铜活字数量的估算，要从汉语规律和汉文书籍的实际情形出发，“清内府铜活字的数量在20万左右比较合理，100至200万个恐怕离实际情形太远了”[23]。从以上各种说法可以看出，学界对铜活字数量的推断，虽然有23万、25万、100万等不同说法，但都缺乏可以论证其合理性的档案和实物资料。正如潘吉星所言，儒连所说的“二十五万”，很可能是根据“乾隆时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用25.3万个木活字而估计的”。[24]
《集成》铜活字的制作方法也是学界论争有年的问题。现有文献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龚显曾《亦园脞牍》云：“康熙中武英殿活字板范铜为之”[25]。清人吴长元《宸垣识略》云：“武英殿活字板向系铜铸，为印《古今图书集成》而设。”[26]另据包世臣云：“康熙中，内府铸精铜活字数百十万，排印书籍。”[27]与“铸造说” 相反，乾隆帝称康熙年间编纂《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排印蒇工，贮之武英殿”[28]。所述内府铜活字是逐个镌刻的。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武英殿库作专司铜字、铜盘及摆列等事，雇摆字人，每月每人工银三两五钱，刻铜字人，每字工银二分五厘。”[29]言“刻铜字人”而不言“铸铜字人”，显然也指明内府铜活字系镌刻。文献记载的殊异和模糊，引起后世中外学者对内府铜活字制作方法的持续争论。如张秀民、卢秀菊、翁连溪、曹红军等均主张内府铜活字是镌刻而成的，潘吉星[30]等则认为是铸造而成。
内府为刷印《集成》而制作的铜活字到底有多少？铜活字系铸造还是镌刻？笔者找到了可以解开这些谜团的关键档案。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十四日内务府慎刑司参奏将管理武英殿御书处官永忠等治罪，此案件涉及内府铜活字的诸多重要史实。为了方便说明，兹披露如下：
查武英殿奏销档内有雍正十一年奏明，贮库有字铜子一百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三个，无字铜子十八万八千四百四个。后经乾隆九年奏交铸炉处时，永忠、郑三格只将有字铜子一百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三个奏交铸炉处，其无字铜子十八万八千四百四个并未入奏。[31]……据永忠供，乾隆九年查奏武英殿铜字时，原任员外郎郑三格他原是管铜字作的人，著他清查得铜字馆交来铜字一百一万五千余个，何玉柱抄家的铜字十八万八千零。他告诉我说，铜字收贮日久，历年盘查摆用遗失的狠，有若要全交时，诚恐数目不敷，无的赔补。不如将何玉柱抄家的留下，以备补救。我又平素闻得铜字有遗失的，是以听了他的话，只将铜字馆交来的一百一万五千余个铜字回和亲王奏了，交铸炉处收讫。及至盘交后，见其余大小铜字仍有十八万余个，遗失者不多，不敢将留下的缘故回禀和亲王，是以称说是早年抄家的遗漏未载，王爷可以留用。和亲王说既是余出来的，你们送往府里来罢。将十八万余个铜字我同姚文彬送了一次，同郑三格送了一次，两次送完了。此事实系我同郑三格办的，但郑三格业已身故，我如何敢推诿呢。这就是我该死，有何辩处。所供是实。……据崔毓奇供，我原是武英殿库掌，于乾隆六年间派管铜字库，于乾隆九年冬月据员外郎永忠、监造郑三格叫我速查铜字数目，要交造佛处。即照档查明，向永忠、郑三格报明。永忠、郑三格恐数目有差，郑三格要了档子去，照数查看，数目不少。永忠、郑三格派我送到经史馆，永忠、郑三格亲收。是实。后档子房笔帖式常宁叫我在档子上画交完的押，我不敢画押。我原接的铜字档一小本即回禀永忠、郑三格：此档交存何处？永忠、郑三格叫交档案房常宁，我即交常宁收了。除此别情，我实不知。所供是实。等语。据常宁供，我原先当笔帖式时，于乾隆十年间库掌崔毓奇曾将铜字档子一本交给与我，我随即收在档子房，后监造郑三格亲身到档子房来，将档子要去，我后来向他要过几次，他因循着并未曾给回与我，后年久了我也就忘记了。是实。……据永忠供，此项铜子原是我同郑三格商议要隐匿下送给和亲王，为的是讨和亲王喜欢，以为我等升迁之阶。这是真情，我等并无侵欺分用。况平素和亲王要刷印书籍以及要几个官匠役家里作活，遇着官物料不足，我等还自办理，送给和亲王。这铜子我们如何肯留下呢，这原是我们的本意，求详情就明白了。等语。[32]
武英殿曾设铜字库，管理铜活字，该内务府档案详细记载了乾隆年间派管铜字作的武英殿员外郎永忠、库掌崔毓奇等人的供词。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铜字库库掌一员，拜唐阿二名，专司铜字、铜盘及摆列等事。……乾隆九年奏准将铜字库所贮铜字、铜盘交该处销毁，所有该库库掌、拜唐阿仍留本处分派各作行走。”[33]核诸前引档案，所言不虚。
笔者认为，此内务府档案价值极大，加以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几则重要信息：
第一，就现有的清代官方档案而言，该档案最先揭示出内府制作铜活字的具体数量。根据武英殿奏销档，雍正十一年（1733），铜字库接到武英殿“铜字馆” 移交来的大小有字铜子“一百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三个”，以及从太监何玉柱抄家所得无字铜子“十八万八千四百四个”。乾隆九年（1744），铜字库管理人员按铜字档复查时，“数目不少”。这次的核查结果表明，铜字库所贮百余万有字铜子，与雍正十一年（1733）相比，丝毫没有丢失，而“十八万余”的无字铜子也“遗失者不多”。郑三格所谓“铜字收贮日久，历年盘查摆用遗失的狠，有若要全交时，诚恐数目不敷，无的赔补。不如将何玉柱抄家的留下，以备补救”云云，乃系“永忠同郑三格商议不行尽数奏明，要送与和亲王”，其中多有隐晦。铜活字大量丢失的说法，显系郑三格等人的捏造，并非事实。“一百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三个”铜活字间接证明了包世臣所说的“数百十万个”[34]有一定的依据。
第二，该档案详细说明了内府铜活字的保存情况和去向。乾隆九年（1744）和亲王弘昼奏请将内府铜活字交给铸炉处（即库掌崔毓奇所称“造佛处”），得到乾隆帝的允准，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掌管铜字库的永忠、郑三格却只将有字铜子“一百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三个”如数奏交铸炉处，而无字铜子“十八万八千四百四个”并未入奏。永忠同郑三格商议“称说是早年抄家的遗漏未载”，并私下送给了和亲王弘昼，以讨好弘昼，作为他们的升迁之阶。
第三，档案显示，清代内府曾有记载铜活字情况的铜字档。乾隆九年，武英殿监造郑三格等人为了掩盖他们隐匿铜活字送给和亲王的劣迹，到档子房来将档子要去，因循不给。后郑三格身故，致使铜字库珍贵的铜活字档案下落不明，最后不知所终，实为中国活字印刷史上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档案首次揭示，铜子分有字和无字两种，武英殿铜字库既贮存有“一百余万”的有字铜子，也有“十八万余”的无字铜子，铜字库所贮无字铜子系从何玉柱抄家所得。何玉柱为康熙第九子允禟的心腹太监，他曾借允禟之权势大肆敛聚财产，雍正帝就曾称“允禟之太监何玉柱，一至微至贱之人，而使有家赀数十万”[35]。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雍正帝下令籍没何玉柱的家产，将何玉柱“发往三姓，与穷披甲人为奴”[36]。何玉柱身份低微，并无财力自行制作大量铜子。笔者推断，何玉柱可能是内府铜字馆制作铜活字的参与人员，其家所得无字铜子系从内府铜字馆流出。
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对金属活字的制作方式有过精辟论断，他认为：
活字印刷的书版，则是由直接接触纸张的活字“字钉”（古人称作“印”或“字印”）与承放这些字钉的“版片”（古人或称“字盔”、“字盘”）两大部分组合而成……所有金属活字的字钉，事实上都需要铸造，不然只能用钢锯来锯，两相比较，后者显然远比前者困难，还是铸造要更为合理。问题是字钉上面的字，究竟是用刀刻制，还是与字钉一同铸出。……清雍正年间内府用以印制《古今图书集成》的铜活字，乾隆皇帝称之为“刻铜字为活板排印”，而同时人吴长元却记述说此“活字板向系铜铸”，这同样应当是一指刻字，一指铸造字钉。[37]
辛德勇教授的这一观点极具启发性。据前引内务府铜活字档案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铜字库存有大量的大小铜子和一定数量的铜盘，铜子应是辛教授所说的直接接触纸张的活字“字钉”，而铜盘则是用以承放这些字钉的“版片”。大量有字铜子和无字铜子的并出，无疑为探索清代内府铜活字制作方法提供了关键信息。这一现象存在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这可能表明内府在制作铜活字的过程中制作了大量的备用铜子，可随时增补不敷所用的铜活字，以保证刷印进度，同时也表明内府铜活字的制作，很可能是先铸造无字铜子，再在无字铜子上刻字。这与朝鲜铸造铜活字的工艺明显不同，内府铜活字的制作先后有铸造和镌刻两道工序，独具一格，特点鲜明。如果这一结论成立，也就解答了为什么文献记载中清代内府铜活字有铸造和镌刻两种不同的说法。揆诸史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而是对铜活字不同制作阶段的描画。当然，大量无字铜子的出现，还存在另外一种解释，即可能用来填充空白文字，形成空格。但是由于档案本身记载的模糊性，无论是作为备用铜子还是用来填充空格，都有待新材料的进一步佐证。(www.xing528.com)
军机处档案乾隆二十三年（1758）四月初八日奏议中说“《古今图书集成》字板业经销毁改用”[38]。据此档案可知，这批被销毁的铜活字就是刷印《集成》的字板。铜活字刷印的《集成》有大、小两号字，字体用横轻直重的标准方体宋字。据专家测量，正文用大字，约1厘米见方，注文用小字，约为大字之一半，即为0.5厘米[39]。《集成》半页9行，行20字，小字双行，行20字。全书共1万卷、1.6亿字，约44400余页，平均每卷44页左右。[40]
刷印这样一部超大部头的内府书籍，制备铜活字所需投入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都是极大的。关于铜活字制作的大致费用，根据内务府奏销档案，乾隆十八年（1753）五月二十九日《庄亲王奏参武英殿官员滥行开销余平银事》有：
查得武英殿康熙六十一年奏销档内，自四十三年起至六十一年计十九年，共领过崇文门银十五万三千五百两，并无余平，亦无细册可查。雍正元年至雍正三年，每年领过崇文门银六千两，亦无余平银。[41]
康熙末年，内府办理图书刷印费用，例由崇文门监督处支出。加算起来，武英殿修书处自康熙四十三年至雍正三年总共领过崇文门银近16万两，若铜字馆（即集成馆）的经费全部从此崇文门银中支取，扣除武英殿修书处等其他各馆的支出，则铜字馆的经费总额约为十万两。乾隆三年（1738）十月初二日，内府档案《呈为内务府三旗人员入官现存房地清单》透露，康熙六十一年刷印《集成》耗费银两近三万两，这还不包括制作铜活字及人员开销等费用：
正黄旗佐领内务府总管兼侍郎丁皂保于康熙五十四年起至雍正三年拖欠节省烧造玻璃水木柴银二万二千两，康熙六十一年拖欠崇文门监督任内应代销刷印古今图书集成书银二万七百三十两又欠余银七千九百四十两。[42]
刷印《集成》的工作至康熙六十一年已大致完成。前引档案清楚列明康熙六十一年单单刷印《集成》这一项费用加上余银就总计近三万两，这其中自然包括制作铜活字的费用。根据何人龙密折，康熙时允祉领衔的诸馆需“岁每数万”，而铜字馆则“每岁销耗钱粮十倍诸馆之数”，每年的花费近十余万两白银，实际情况与此虽有差别，档案资料未免有夸大之嫌，但也充分表明铜字馆制作、刷印《集成》的总费用是相当惊人的，可谓不惜工本。
林春祺的福田书海铜活字印书是清代铜活字印刷史上的一大壮举，排印过顾炎武《音学五书》中的《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以及《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中的《军中医方备要》二卷。《音论》封面页背面，印有“福田书海铜活字板，福建侯官林氏珍藏”等语，文前的《铜板叙》介绍了制作铜活字印书的过程。林春祺从道光五年（1825）兴工镌刻铜活字，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完成，历经20载，终于刻成“楷书铜字大小各二十余万字”，即总计40余万个铜活字，“耗资二十余万金，辛苦二十年”。[43]张秀民先生认为，这篇《铜板叙》是有关我国制造金属活字的仅有文献，在他看来，“林氏镌刻的大小铜字多至四十余万个，比康熙内府所刻者几乎多至一倍，也超过了朝鲜任何一批的铜字数量，在亚洲各国制造铜金属活字史上是罕有其匹的”[44]。内府铜活字相关档案是我国活字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档案，它们的发现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张氏的看法。
回答了《集成》文字部分的制作方式问题，还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集成》中所刊载的近万幅插图，又是如何制作的？近年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图》，收录《集成》图版6000余幅，但编者也未能说明其制作方式。《集成》文字部分为铜活字印刷，但其中的数千幅精美插图到底为铜板雕刻印刷还是木板雕刻印刷，学界一直存在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康熙时期已经掌握了铜版画技术，康熙末年就成功刻印了《皇舆全览图》，但还有一部分学者，如裴芹依据《集成》图的线条构图等认为，数量庞大的插图不可能为铜版雕刻，但此说尚未得到文献档案的佐证。笔者长期关注《集成》图，并找到了关键性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一月单有：
查《古今图书集成》舆图与《皇舆图》校对，有直隶等省二百十四图，未有者十六图。今将未有之图开后：山海经地全图、热河图、鸭绿江图……再查《古今图书集成》铜字于乾隆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奏准销毁，其图板于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奉旨改刻别样书籍。[45]
清代向有将雕版改刻其他书籍的先例，能改刻的必定是木板雕版。金门诏《全韵诗》中也有“命工并绘图”的说法。可见，《集成》插图为木刻雕版印刷。《集成》插图中配有文字说明，笔者经实物比对，发现插图中的文字与其他小字注释字体一致，由此推断应该是铜活字刷印。
如前所述，笔者利用新发现的档案资料为厘清清代内府铜活字的相关问题作了一些探索，但仍有许多棘手的问题有待解决。清代内府大规模制作铜活字之前，中国是否具备制作铜活字的一整套成熟工艺？就清代而言，清初曾用整块铜版刻印盐引，《山东通志》卷一三载：“引以护盐，颁自农部。元易官券为引，详前盐法考。其纸方幅仅尺，用铜板印刷。顺治元年令宝泉局刊铸铜板刷印盐引，每引纳纸朱银参厘，同正课岁解户部，其文则题定盐筋，缴引二款并行盐地方。康熙三十五年，户部覆准铸，山东引目铜板一样陆块。六十一年，覆准令宝泉局照旧式，铸造新板，其旧板即行销毁。”但实际上，用整块铜版印刷与制作大量铜活字的工艺显然不是一回事，两者涉及的技术截然不同。许多版本学家认为，早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江苏民间就有吹黎阁版铜活字刊印的四卷本《文苑英华律赋选》。追溯此说之源流，推断《文苑英华律赋选》为铜活字刊印的最重要依据是，书名页及目录页下方、卷四末行有“吹藜阁同板”五个字，“同板”就是“铜板”的简写。又，该书康熙二十五年（1686）钱陆灿自序云“于是稍简汰而授之活板，以行于世”，张秀民先生认为该书“封面说是铜板，他又说是活板，其为铜活字板无疑”。[46]近来辛德勇撰写长文，指出“铜字板”与铜活字无涉，“活字铜板”并不一定含有铜活字的意思。不管称作“活字铜板”，还是“铜板活字”，抑或是徒标以“铜板”，都不能像清代瞿中溶以下诸人那样，将其简单等同于“铜活字版”。他的研究揭示，所谓“活字铜板”“铜板活字”和“铜板”（或写作“铜版”），也不一定是指二者组合之后形成的书版，而有可能只是指承放字钉的版片。[47]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吹黎阁版的《文苑英华律赋选》是否为铜活字刻印这一问题，应当审慎，不能轻易判其为铜活字印书。设若真如辛德勇所论断的，则明代史书中并无有关铜活字印书的明确可靠记载。“所谓明铜活字印书，在历史文献中实际并无法得到确认，而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表明，从宋末元初最初出现金属活字印书时起，迄止有明一代，中国用于书籍印刷的金属活字，只有锡字，根本没有使用过铜活字的可靠记录。”[48]假如在清代内府大量制作铜活字之前，中国确无铜活字刷印的书籍，那么，内府制作铜活字势必成为中国印刷史上的一大创举。当然，学界关于铜活字的流变等问题还存在争议。笔者期待新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和学界的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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