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文献记载，清代内府铜活字制作于康熙末年，目的是为了刷印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帝称：“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排印蒇工，贮之武英殿。”[1]《国朝宫史续编》也提到：“我朝康熙年间御纂《古今图书集成》，爰创铜字版式，事半功倍，允堪模范千秋。”[2]但这些文献记载所述语焉不详，不知何据，仍不足以确证内府铜活字制作乃是为了刷印《古今图书集成》。幸运的是，笔者找到了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性档案。雍正元年（1723），翰林院检讨何人龙给雍正帝上了一道密折，披露了不少重要史实：
纂修之议叙过滥，不可不重名器也。开馆修书乃先帝生知好古，命儒臣搜辑，复加睿虑亲裁，然后文章焕然。……自诚亲王作总裁而开馆之名色遂多，曰算法，曰历法，曰六壬，曰奇门，曰子评，曰音律谱。每馆取纂修若干人，实皆门客，陈梦雷教之收纳人才耳。一时奔竞之徒藉为仕宦捷径，纷纷干进谄媚。诚亲王代为启奏，今日求钱粮，明日求衣，又明日求屋。在先帝急欲书成，悉如其请，靡费帑金，岁每数万。……自奔竞之术行，而陈梦雷始现身设法，极巧穷工，歆动先帝，奏称集成有万卷，书请开铜字馆，印刷进呈。每岁销耗钱粮十倍诸馆之数，中饱过半，罪已当诛。复招逆臣杨文言之子与伊子弟戚属共主馆事，互相援引，匪类日增，渐为内患。恭遇我皇上登级，圣神英武，首诛大恶，窜伊父子，逐伊党类，铜字一馆不复藏垢纳污，人心痛快。至于诚亲王职任纂修，滥市恩赏，物议难逃。[3]
清代翰林院之制，翰林参与内府修书，何人龙[4]在翰林院供职长达九年，又曾在国史馆行走，熟稔内府修书典故，所言自当可信。何人龙密折中所称“集成”即是康熙下令敕编之《古今图书集成》。密折同时透露了一则重要信息，即陈梦雷奏称《集成》有万卷之多，书请开铜字馆，印刷进呈。陈梦雷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康熙帝的允准，铜字馆最终得以开设，负责《集成》的刷印等事宜。
铜字馆与集成馆同为《集成》的办理机构，二者是何种关系？雍正元年，蒋廷锡接替陈梦雷任集成馆总裁，在其奏陈中提及集成馆的纂修情况：
其修书人员陈梦雷所取八十人，今除陈圣恩、陈圣眷已经发遣，周昌言现在缉拿，汪汉倬、金门诏已经黜革。其陈梦雷之弟陈梦鹏，侄陈圣瑞、陈圣策，应驱逐回籍。林镡、方侨、郑宽、许本植四人皆福建人，系陈梦雷之亲，林在衡、林在峨二人系已革中书林佶之子，亦应驱逐。[5]
这里列举的十余名集成馆纂修人员，多为陈梦雷的亲戚子侄，与何人龙奏折中所谓“伊子弟戚属”指代一致。在何人龙的奏折中，陈梦雷之弟陈梦鹏，侄陈圣瑞、陈圣策等人，被指与陈梦雷共主铜字馆，而在蒋廷锡的奏折中，他们则是集成馆的修书人员。很明显，铜字馆与集成馆应意指同一地点。称集成馆为铜字馆，显然也与其制作铜活字、刷印《集成》的职能有关。(www.xing528.com)
如前所述，铜字馆是集成馆之别名，在文献档案中，又往往被称为“铜板馆”或“武英殿铜板馆”。康熙五十九年（1720），内阁档案《翰林院为查对武英殿等处所送生监人数》就提到了“武英殿铜板馆”。
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内阁交出学士蒋廷锡、励廷仪所交武英殿铜板馆、算法馆交与翰林院转各处所送人数查明，再交与顺天府。除国子监学院处所送生、监外，将各处所送人数照伊档案对明查看写送。查此事交与礼部转交。等语。咨查各处去后，翰林院本衙门咨送贡生高衡一人，武英殿修书处咨送监生王宸俊等五人，修算书处咨送七品官朱崧等十八人，纂修子史精华馆咨送贡生王（香奇）等五人，纂修明史馆咨送生员黄公禾等十人。以上俱与顺天府原册相符。查得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馆送部册内，汉贡监生员共五十八名，及取顺天府原册查对，系六十二名，名数不符。逐名细查，多送四人。于廷凤、史书、王泽永三人已经中式，朱象萃一人不曾中式。[6]
此则档案将“武英殿铜板馆”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馆”并举，说明二者名称不同，实则同指一地。这也就清楚地表明，铜字馆所在地是武英殿。从修书人员的文献记载看，前引何人龙奏折所称“逆臣杨文言之子”即杨祖祥，曾入“武英殿铜板馆”。《国朝画征录》云：“杨祖祥，字充闾，江苏武进人。康熙间以监生在武英殿铜板馆纂修《古今图书集成》。善画花卉，傅色妍静，折枝小幅尤佳。”[7]《续纂淮关统志》卷一三云：“刘庶，字允众，板闸镇人，食饩顺天，工诗字。充铜板馆纂修《古今图书集成》，议叙授直隶商州洛南知县。”[8]又，雍正六年（1728）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奏称：“查车松系镶白旗满洲原任翰林院检讨，后在铜板馆行走，好交接闲游。”[9]而据蒋廷锡奏折，车松在遭雍正帝清洗后重新开馆的集成馆中“总任分书收书登记之事”[10]，尹继善所称车松“在铜板馆行走”即指其曾在集成馆负责编纂《集成》和铜活字的制作、刷印等工作。《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收有陈梦雷所著《周易浅述》八卷，书目下有陈氏传记一则：“梦雷字省斋，闽县人。……官翰林院编修，缘事谪戍，后蒙恩召还，校正铜板。复缘事谪戍，卒于戍所。”[11]显然，所谓“校正铜板”，即何人龙所密告的陈梦雷在“铜字馆”负责监造、校看铜活字，刷印《集成》之事。四库馆臣距陈梦雷的时代不远，陈梦雷在“铜字馆”监造铜活字，用铜活字摆印《集成》，已是时人所熟知的一个史实。
陈梦雷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启》中就设想好《汇编》将来能“发付梓人刊刻”[12]。康熙五十五年（1716），经陈梦雷奏请，康熙帝恩准开铜字馆（即集成馆），并令陈组织力量制作铜活字刷印《集成》。雍正元年（1723）正月二十七日蒋廷锡、陈邦彦奏折中有“查康熙五十九年（1720）奉先帝谕旨，《古今图书集成》刷印六十部”[13]之语，康熙帝既对印刷的数量作出具体指示，说明其时铜活字制作、刷印纸张诸事都已准备停当，只待刷印。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六十一年（1722），陈梦雷等人的工作就是排版刷印《集成》。雍正即位后，任蒋廷锡为总裁，命他率领60名馆员继续未竟工作，“将已刷过之书，每人先各分校十卷。一卷之中，必有十余页错误应改印者。是虽名为将完之书，其未完之工实有十分之四也。臣等一面将未刷之书，令在馆人员详细校对、刷印，一面将已刷之书，令在馆人员分卷重校，臣廷锡、臣邦彦再加总阅，务期改正无误，仰副皇上命臣等至意。”[14]对于蒋廷锡提出的“改印”方案，雍正在朱批谕旨中明确表示：“改印者不必，恐有后论。将已成好之书改坏，大有所关，如必有不可处，亦当声闻于众而行。” 因此，蒋廷锡等人除了继续刷印“未刷者三百七十九卷”外，将精力主要放在对文字的审核校改上，“督率在馆诸臣重加编校，穷朝夕之力，阅三载之勤。凡厘定三千余卷，增删数十万言”[15]。对于个别错字，采用挖去错字，再用原铜活字钤盖补上新字的方式[16]。至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纂校已竣，除进呈本已装潢外，尚有六十三部现在折配，俟完日交与武英殿收管，其纂校人员皆令其出馆”[17]。至此，第一部《集成》已用铜活字刷印完毕，装潢进呈，其余《集成》尚在折配之中。至雍正六年，“共印六十四部及样书一部”[18]。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雍正六年（1728）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内府成功制作了大量铜活字并用它们完成了对《集成》的刷印，这一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得以告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