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限于资料，集成馆的组织结构一直隐晦不彰，诚如《集成》研究者詹惠媛所坦言的“由于集成馆组织之传世档案欠缺，此处谨利用有限资料勾稽集成馆组织之大致轮廓”[54]。笔者根据最新发掘的档案、文集等资料，期于推进集成馆组织架构的相关研究。
爬梳文献档案，集成馆纂修人员各有分工，具体职责也颇为不同。从管理人员设置看，有监修、总裁、副总裁、领袖纂修（康熙朝），而就纂修分工而言，又有分修、分校、刷印、绘图等。金门诏为集成馆“纂修领袖”[55]，其《全韵诗·怀三馆吟》对当时的纂修情况言之甚详：“贤王司管钥，耆宿掌镕炉……大匠立绳准，群贤编牒蒲。分修咸跃跃，任纂各于于。选俊专誊缮，命工并绘图。”[56]这里的贤王即指监修允祉，耆宿指总裁陈梦雷，“分修”“任纂”“誊缮”“绘图”则分别描述纂修人员的具体分工。当然，到了雍正朝，清洗后的集成馆人员设置又有了调整，与康熙朝集成馆截然不同。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笔者按照前文探讨集成馆纂修进度及其成效时的分类，将集成馆分为康熙朝和雍正朝两个阶段，分别述之。
康熙朝集成馆
监修允祉。允祉（1677—1732），康熙帝第三子。康熙三十五年，随康熙亲征噶尔丹，领镶红旗大营。三十七年三月，以征战功晋诚郡王。三十八年，因敏妃之丧不满百日而剃发，降贝勒。四十七年，揭发蒙古喇嘛汉格降为允褆用巫术魇胜废太子，使允礽得以复立，以功晋封亲王。不久，奉命在畅春园蒙养斋率庶吉士何国宗等编纂律吕、历法、算法各书。雍正即位后，以其与允礽素来亲睦，命守景陵。雍正六年六月，因索贿苏克济，命降郡王，交宗人府禁锢。八年，复晋封亲王。不久，以怡亲王允祥丧而无戚容，命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十年卒，照郡王例殡葬。乾隆二年，追谥“隐”。
由陈梦雷《启》可知，允祉是《汇编》的最初倡议者和主要推动者，当时陈梦雷就设想好由允祉向康熙帝进呈《汇编》，加以增补、修订成书。康熙五十五年，允祉向康熙帝进呈《汇编》，集成馆得以顺利开馆。康熙末年，允祉负责的修书馆颇多，“自诚亲王作总裁而开馆之名色遂多，曰算法，曰历法，曰六壬，曰奇门，曰子评，曰音律谱”[57]。允祉除了负责在蒙养斋纂修《律历渊源》外，也实际负责了《集成》的编纂工作，所谓“贤王司管钥”[58]，即指允祉任集成馆监修之事。如前所述，许多纂修人员是直接由诚亲王推荐而进入集成馆的，如金门诏：“圣祖时纂修御书，生即膺首选，诚亲王以国士待之。初以明经选寿州广文，其时已中丁酉乡榜，生闻选即行，诚王重其才，留之，未赴任，既而为忌者中伤，罢归，公固恬如也。”[59]吕昌言，“瓜县人，由太学应诚亲王取与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又调武英殿修《骈字汇编》”[60]。在时人看来，允祉是康熙朝集成馆的总负责人，身份特别，“命诚亲王领其事”[61]，“王总裁集成馆书局，延揽名流，游其门者通显可立致”[62]，“诚亲王职任（集成馆）纂修，滥市恩赏，物议难逃”[63]。康熙五十八年四月，由允祉亲自上折奏请康熙帝待《集成》修成之日对集成馆纂修人员加倍议叙，也可以看出允祉实际负责了集成馆的纂修事宜。从康熙朝满文奏折看，允祉同时还负责了康熙帝相当重视的《律历渊源》的编纂、刻印工作，一身多任，既使得允祉更多地只是负责集成馆大政方针的制定和代为启奏等事宜，而将集成馆具体事务交由陈梦雷、金门诏等人处理，同时监修《集成》和《律历渊源》两部大书，也在客观上促成了《集成》与《律历渊源》使用同一套铜活字刊刻乃在情理之中。
总裁陈梦雷。截至目前，陈梦雷为集成馆总裁，几成共识，但细究起来，研究者找到的论据又多不充分，鲜少涉及陈梦雷任总裁始自何年和他的具体职责。根据相关史料，陈梦雷于康熙五十五年始任集成馆总裁，同时负责《集成》的纂修和铜活字刷印工作。兹举重要例证，分别论之。
关于陈梦雷在集成馆中所任何职，雍正即位后因其获罪遭遣，二次流放，时人有所忌惮，闭口不谈，最后成书的《集成》也只署名蒋廷锡辑，以至于一段时期内学界误认为《集成》的编纂者就是蒋廷锡。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下诏清洗集成馆相关人员的谕旨中，径称“陈梦雷处所存《古今图书集成》”，绝口不提其在集成馆中任何职务。到了乾隆朝，陈梦雷主持集成馆之事渐为世人所知。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处上谕档称：“臣等遵旨将《古今图书集成》从前办理缘由询问蒋赐灿，据称幼时曾闻我父亲蒋溥说此书原系康熙间翰林陈梦雷等承办，经历岁时，尚未成书。”[64]所谓承办云云，当指陈梦雷主持集成馆，官方档案如此记载，在讳言陈梦雷的当时，实属少见。作成于乾隆十七年的《永宪录》更是明言：“复谪纂修《古今图书集成》总裁陈梦雷于戍所。”[65]陈梦雷是否为集成馆总裁，康熙朝集成馆纂修人员的说法当最为可信。金门诏回忆集成馆时，提及：“时亲王优拔为纂修领袖，凡朝贺接驾等事皆随总裁一同行走。总裁出关，遂放归。”[66]这里的总裁显然是指陈梦雷。
陈梦雷何时任集成馆总裁？邓之诚认为无从查考，“其赐名《图书集成》，并开馆纂修，以梦雷为总裁，则不知何年，或即在进《汇编》之后不久也”[67]。乾隆四年盛百二在《历象本要》跋文中认为，集成馆开馆时，陈即为总裁，“陈公梦雷字省斋，自号松鹤老人。图书集成初开馆时，陈为总裁”[68]。黄子云曾得陈梦雷赏识，经由陈梦雷举荐入集成馆，萧翀序其《长吟阁诗集》云：“丙申间，陈省斋先生为古今图书集成馆总裁。”[69]可见，康熙五十五年集成馆开馆时，康熙帝即任命陈梦雷为集成馆总裁。
关于陈梦雷在集成馆中的具体工作，金门诏说“开馆名英集，连鹿皇路驱。贤王司管钥，耆宿掌镕炉”[70]，这里所谓的“耆宿掌镕炉”，当意指陈梦雷实际负责《集成》的刷印工作。除此之外，陈氏还负责发凡起例，选拔纂修人员，上传下达，可谓殚精竭虑。可以说，从最初的《汇编》到《集成》的完稿、刊刻，陈梦雷都功不可没。黄子云《长吟阁诗集》卷一丙申《京师秋夜闽中陈馆卿梦雷宴馆中僚友因呈是诗》云：“席缀琅玕月，帘褰翡翠风。朝廷归一老，樽酒会群公。座列冠裾艳，文成意会雄。天涯逢胜友，去马莫匆匆。时在书馆与纂修《古今图书集成》。”[71]“朝廷归一老”虽是豪迈之言，但也反映了总裁陈梦雷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手握大权，士子钦服。从雍正惩治陈梦雷谕旨中所言“九卿等知陈梦雷者颇多”[72]，也足见陈梦雷主持康熙朝集成馆之盛名。
副总裁顾承烈。顾承烈，又名沈承烈，生卒年不详，“字念扬，华亭籍，增贡生，康熙壬辰召试为内书房纂修官，戊戌成进士，选庶吉士，充古今图书集成馆副总裁。致仕后，隐居上沙因树亭（道光志）”[73]。可见，顾承烈是在康熙五十八年后任集成馆副总裁的。关于顾承烈生平，文献相关记载很少，除上述零星记载外，不知何故付诸阙如。康熙五十二年《万寿庆典初集》贺寿名单中有“算学馆沈承烈”之名，说明顾承烈入集成馆前参与过《数理精蕴》的编纂，最后从蒙养斋调入集成馆。而其在馆时间，虽然文献无载，但从雍正元年重新任命集成馆总裁、副总裁可知，顾承烈中途离馆了，离馆原因可能与陈梦雷之事有关，因而遭到黜革，归隐山林。
“领袖纂修”金门诏。金门诏（1673—1752）[74]，字轶东，号东山，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幼承家学，“但知读书，不治生产，性耿介，不受人怜”[75]，管一清乾隆九年序《全韵诗》谓金门诏“以名儒世其家，先曾祖岳元亮公文章理学为海内宗师，先祖岳幼常圣怜一公并配享圣庙，先生少承家学，负才名，缙绅长老交目为凡器。及甫出而应试，咸以国士遇之”[76]。康熙丁酉科举人，康熙末年与修《集成》，为纂修领袖，后受知于张伯行、张廷玉、鄂尔泰。雍正朝与修《明史》，著《明史·经籍志》及相关传。乾隆元年保举入博学宏词科，钦赐二甲三十八名进士，入翰林院，进三礼馆为纂修，后改任山西寿阳知县，被劾归。勤于治史，成就颇大。著有《补三史艺文志》1卷、《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500卷、《明史·经籍志》（佚）[77]、《金东山文集》12卷[78]、《全韵诗》2卷、《读史自娱》2卷、《休宁金氏族谱》20卷等。
金门诏是康熙朝集成馆中颇为重要的一位人物。他既是总裁陈梦雷的门生，同时也为监修允祉所器重。乾隆九年管一清序《全韵诗》云：“及奉圣祖诏开古今图书集成馆，招试辇下诸生，先生首拔。时亲王董其事，每得先生诗文，必朱笔亲品骘之，列第一人，同馆无不推服。既而得寿州广文则已中丁酉顺天乡试，先生请外就，亲王不许，曰：馆中可少此马、班手耶。”[79]时任保和殿大学士、吏户二部尚书的张廷玉也说：“圣祖时纂修御书（即《集成》），生即膺首选，诚亲王以国士待之。初以明经选寿州广文，其时已中丁酉乡榜，生闻选即行，诚王重其才，留之，未赴任，既而为忌者中伤，罢归，公固恬如也。”[80]张廷玉既为金门诏座师，又为雍正宠臣，曾受赐得到《古今图书集成》二部，熟知《集成》纂修内情，所言应相当可信。
关于金门诏在集成馆中的具体工作，金氏所著《全韵诗·怀三馆吟》有：“时亲王优拔为纂修领袖，凡朝贺接驾等事，皆随总裁一同行走。总裁出关，遂放归。”[81]可见，金门诏在集成馆中地位颇为重要，负责协助总裁处理“朝贺接驾”等日常行政事务。正如鄂尔泰在乾隆元年的《休宁金氏族谱序》中所提到的：“圣祖诏修《古今图书集成》，一时名士食大官厨者数千指，总裁而下，董其成者数人，门诏推首。书成，不言禄，辄罢去。”[82]这里的总裁即指陈梦雷，所谓“总裁而下，董其成者数人，门诏推首”，也足见金门诏对《集成》编纂功劳甚巨，显赫一时。
金门诏在集成馆中地位特殊，除了帮助陈梦雷处理日常纂修事务外，还实际参与了《集成》的分纂工作，最后独立撰成《经籍典》500卷。顾惇量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序《金东山文集》谓：“圣祖朝命大臣开馆辑《古今图书集成》，招试辇下诸生，先生首列，独纂经籍书凡五百卷，藏之册府，登之婉琰，以垂万世。”[83]金门诏在《明史经籍志小序》中也自言：“圣祖朝集天下儒生修《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令各分认一二百卷，门诏以经籍素所熟谙，遂独任《经籍典》五百卷，而以所增辽金元三史艺文志附入其中。”[84]
各典、部分纂人员。不少研究者认为，万卷《集成》的编纂是以陈梦雷《汇编》为底本，集成馆开馆后，在不触动《汇编》原有典部的基础上，增补少数资料而成，纂修人员的工作主要是增补、校对和刷印。实际上，《集成》虽然保留了《汇编》的三级类目体系，但其中各典、部基本上都经过了重新编辑，皆由专人负责分纂，所谓“分修咸跃跃，任纂各于于”[85]，“分门纂修，咸出自上裁，而总裁、分修诸臣亦一时之选，宜其卷帙之多而益善矣”[86]。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云：“康熙丙申开馆纂修《古今图书集成》，分六大部，区为三十六典，备员纂修者三十六人，人修一典，尽发内府书，互相考证，七载成书，凡一万卷五千本。”[87]杨氏所言虽说明了当时存在分纂情况，但“备员纂修者三十六人，人修一典”的说法却不尽确切。从实际情况看，并非36人各人负责纂修一典，有的分纂两典、有的分纂一典，甚至有的只是分纂其中的一部。金门诏所说的“各分认一二百卷”[88]最符合实际情况。
具体而言：（1）陈梦雷，总裁集成馆，并发凡起例[89]。（2）金门诏，分纂《经籍典》500卷。《全韵诗·怀三馆吟》有：“门诏任纂《经籍典》五百卷，分经史子集四部。”[90]（3）杨绾，分纂《经济汇编·乐律典》136卷、《理学汇编·字学典》160卷。光绪《桐乡县志》卷一五载：“杨公绾，字自昆，号栗斋，濮院人……服阕入都，由监生考授州同，康熙五十五年充古今图书集成馆纂修，分纂乐律、字学两典，九年乃成，议叙知县，雍正四年授柏乡县，多惠政。”[91]（4）马墣，分纂《明伦汇编·闺媛典》376卷。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卷三言：“长洲马璞授畴以荐预修《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因屈悔翁得交塞晓亭侍郎，相知甚深为撰，晓亭诗钞序，又与陈散樗善、陈恪勤仲子树蓍读书为诸生，为方望溪所称。”[92]（5）王中铭，分纂《理学汇编·学行典》300卷、《方舆汇编·职方典故》50卷。嘉庆十二年《石冈广福合志》卷二载：“国朝王中铭，字永思，号执斋，霖汝孙。由太学生充武英殿纂修，分纂《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学行典》三百卷、《方舆汇编·职方典故》五十卷。书成，授河南桐柏县知县。见《王氏谱》。”[93]《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亦载：“王中铭，江南太仓州嘉定县人，年五十三岁，监生考职州同，古今图书集成馆效力行走，书成，雍正四年议叙知县，今签掣河南南阳府桐柏县知县缺。”[94]（按：《方舆汇编》中并无《职方典故》，疑为“职方典”，如确，则王中铭实际分纂了《方舆汇编·职方典》1544卷。待考。）（6）王颖梁，分纂《经济汇编·戎政典·兵制部》80卷[95]。《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载：“王颖梁，江南松江府华亭县人，年五十七岁，由监生考职州同，在古今图书集成馆修书效力，行走九年六个月，议叙以知县用。今掣得河南府登封县知县缺。”[96]
除此之外，文献中尚有多名人员负责集成馆分修、分纂工作的记载，如徐颖梁，“荐入图书集成馆分纂，登封知县”[97]。张绍懿，“荐入图书集成馆分纂，议叙知县”[98]。金应元，“荐入图书集成馆分纂，两淮运判”[99]。李旭，“李旦初旭，无为州人，作诗务尽刻苦，不留余力，书法奇崛，不得志于场屋，分修《古今图书集成》”[100]。唐方沂，“圣祖仁皇帝御宇，命儒臣校修《古今图书集成》……征修是书，开卷以万计，馆中有疑难事，辄委之先生，故所成独多”[101]。至于这些人员具体分修、分纂哪些典、部，限于资料，不得而知，有待新资料的进一步揭示。(www.xing528.com)
表二：《古今图书集成》各典、部分纂情况表
［1］〔清〕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二《进汇编启》，《续修四库全书》第14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8—39页。
［2］〔清〕金门诏：《全韵诗·怀三馆吟》，清乾隆七年（1742）刻本，国家图书馆藏，54a。
［3］〔清〕严辰：《光绪桐乡县志》卷一五《人物下》，清光绪十三年（1887）刊本，40b—41a。
［4］〔清〕史震林：《华阳散稿》卷上《记马寿畴》，上海杂志公司，1935，第800页。
［5］〔清〕萧鱼会、赵稷思：《石冈广福合志》卷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32页。
［6］〔清〕陆锡熊等：《乾隆娄县志》卷一八，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
校对、誊录等人员。康熙朝集成馆纂修人员中，除了部分负责分纂之外，还有负责誊录、校对和绘图工作的，所谓“选俊专誊缮，命工并绘图”[102]。如，毛涵，“尝游京师，值朝廷纂《古今图书集成》，以监生选充校雠职者六年”[103]。张肯堂，“字明庭，号蓬客，一号恕斋，康熙戊戌以国学生充武英殿《古今图书集成》校对，庚子顺天举人”[104]。金筠，“一名以来，字翰周，一字瞻菉，号南山，以祖寄籍，康熙庚寅入嘉兴学，中式浙江辛卯科第八十名举人，考授内阁中书，拣选知县，取入内馆恭校《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议叙郎用”[105]。李旭，“本名庚，字旦初，无为人，诸生，工诗，充图书集成校阅，授蓟州判，改两淮盐知事”[106]。此外，李旭应该还同时负责集成馆的校阅和分修工作。
雍正朝集成馆
监修允禄。允禄（1695—1767），康熙帝第十六子，精数学，通乐律，承康熙帝指授，修《数理精蕴》。雍正元年三月，庄亲王博果铎卒而无子，奉命继嗣。乾隆元年，命总理事务，兼掌工部，食亲王双俸。二年，加封镇国公。寻坐事夺爵。四年，停双俸，罢都统。七年，管乐部。三十二年卒，谥“恪”。
康熙朝集成馆原设有监修、总裁和副总裁，雍正即位后重新开馆，集成馆的职官设置是否不变？一般认为，雍正朝集成馆没有监修，但内阁大库档案透露了一则重要信息，雍正元年一月二十七日刑部福建司为递解集成馆部分纂修人员之事，提到“刑部福建司为十六阿哥、蒋廷锡、陈邦彦启奏古今图书集成馆事宜”[107]。雍正元年正月初五日集成馆已经重新开馆，这里领衔负责集成馆事宜的是十六阿哥允禄，蒋廷锡、陈邦彦处于从属地位。笔者认为，如果与康熙朝集成馆职官对应，那么允禄很可能就是雍正朝集成馆的监修。允禄精数学，通乐律，曾参修《数理精蕴》，充算法馆总裁、玉牒馆总裁。派亲信之亲王监督清洗后的集成馆以稳定人心，也符合情理。当然，允禄的参与度远不及康熙朝集成馆监修允祉，他应该只是挂名领衔。
总裁蒋廷锡。蒋廷锡（1669—1732），江苏常熟人。字扬孙，一字西君，号南沙、西谷，又号青桐居士。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二年赐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四十九年修《渊鉴类函》，五十年任《佩文韵府》纂修兼校勘官，五十四年任《御纂周易折中》南书房校对，五十五年任《万寿盛典初集》总裁官。五十六年擢内阁学士，六十年充经筵讲官，六十一年任《分类字锦》校勘官。雍正元年迁礼部侍郎。雍正六年拜文华殿大学士，仍兼理户部事。次年加太子太傅。雍正十年卒于任内，谥“文肃”。著有《青桐轩秋风集》《片云集》。
以往很多目录书径将《集成》著录为“蒋廷锡编辑”或“蒋廷锡重辑”。这么做虽不符合史实，但《集成》的编纂成书确也有蒋廷锡的功劳，他在雍正朝集成馆任总裁之职。雍正元年正月初五日，雍正正式任命内阁学士蒋廷锡为集成馆总裁，其谕旨称：“《古今图书集成》，皇考费数十年心力方成是书，今刷印校对之工尚有未完，特派尔为总裁，陈邦彦为副总裁。尔等务期竭心尽力，将通部重行校看，凡讹错字句及有应删应添之处，必逐一改正，以成皇考之书。钦此。”[108]乾隆帝曾想了解《集成》的编纂情况，为此询问过蒋廷锡的孙子，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处上谕档有：
臣等遵旨将《古今图书集成》从前办理缘由询问蒋赐灿，据称幼时曾闻我父亲蒋溥说此书原系康熙间翰林陈梦雷等承办，经历岁时，尚未成书，雍正元年特派故祖蒋廷锡董司其事，督率在馆诸臣重加编校，于雍正三年告成。四年蒙恩赏给一部。等语。谨奏。[109]
《集成》虽并非蒋廷锡创编，但雍正让其主持集成馆工作，足见雍正对他的信任和重用。雍正还曾赐诗给蒋廷锡，说他是“立政资良佐宣猷”[110]之大才。实际上，蒋廷锡也一直参与了内府的修书工作，特别是康熙末年参与了《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分类字锦》等大型类书的编纂工作，应该说他是雍正朝集成馆总裁的不二人选。如《重修常昭合志》称：“（蒋廷锡）内值时编纂群书，并付勘校，博学精敏，同辈推让，常参扈从备顾问。凡诸巨典，谙练掌故，参考经集，议上都称旨。”[111]蒋廷锡擅长花鸟，曾画过《塞外花卉》70种。集成馆纂修人员杨祖祥就曾师法蒋廷锡，因此他对《草木典》《禽虫典》《岁功典》等都了然于心。
副总裁陈邦彦。陈邦彦（1678—1752），字世南，号春晖，一作春晖老人，又号匏庐，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一年举人，四十二年癸未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入直南书房，升侍讲，四十九年编《渊鉴类函》《佩文韵府》，五十二年任《御选唐诗》校勘兼缮写官。五十三年四月以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五十五年修《御定月令辑要》，六十一年任《分类字锦》校勘官。后官礼部侍郎。著有《墨庄小稿》《春驹小谱》《春晖堂集》等。
乾隆十五年三月初六日陈邦彦“题陈不职请赐罢斥”题本中，所提履历就包括任“古今图书集成馆副总裁”[112]。《浙江海宁渤海陈氏宗谱》卷二五载：“第十一世少宗伯匏庐公。公讳邦彦，字世南，号匏庐……戊戌岁以侍读学士丁内艰服阕，补原官，恭遇宪庙登极，奉旨与虞山蒋文肃公为图书集成馆总裁，悉心搜订，称美备焉。”[113]虞山蒋文肃公即集成馆总裁蒋廷锡，而陈邦彦即为副总裁，族谱强调的是二人通力协作，悉心搜订，所编《集成》“称美备焉”，功不可没。事实上，陈邦彦与蒋廷锡确有相似之处，二人都曾在康熙末年参与数部官修类书的编纂，应该说他们经验丰富，完全符合雍正帝下旨令九卿推选集成馆负责人时所提出的“学问渊通”标准。
校阅、刷印等人员。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七日，雍正朝集成馆总裁蒋廷锡奏陈60名纂修人员的分工。其中，车松、图麒总任分书、收书登记之事，李锡秦等20人为校阅兼续纂之员，高俊飞等12人为专任校阅之员，金筠等14人为磨对、刷印之员，俞养直等10人为收查卷页号数、校对补改之员，徐宁、关寿2人为查理一应校对书籍之员[114]。应该说，雍正朝集成馆分工尚属精细，确保了纂修工作的质量。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纂修人员负责《集成》的纂修和校补工作，而其中金筠等14人则为磨对、刷印之员，也就是负责《集成》的铜活字刷印工作。或有疑问，乾隆时四库全书馆，纂修工作和刷印工作是分开的，即由翰林院和武英殿分别负责[115]，按照常理，集成馆修书人员应该只负责《集成》的纂修工作，而铜活字刷印工作则由武英殿修书处招募工匠来完成。笔者认为，康熙朝集成馆开馆较早，修书制度尚未完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不能依据乾隆朝四库全书馆的情况倒推认为集成馆的情况也应一致。从档案资料看，集成馆总裁陈梦雷实际负责了铜活字的制作和刷印，而集成馆的部分纂修人员也参与了刷印工作。蒋廷锡奏折还称：“一面将未刷之书，令在馆人员详细校对、刷印，一面将已刷之书，令在馆人员分卷重校”[116]“每人二日限定校书一卷，及校看、刷印、排版、收发书籍，从无迟误”[117]。可见，雍正朝集成馆修书人员中也有负责铜活字刷印工作的。
表三：康、雍两朝集成馆纂修人员职掌分工表[118]
［2］据蒋廷锡奏折所言，存留80人当属雍正元年的情况，康熙开馆情况更为复杂，其中在馆时间最长的为9年6个月，其次为9年5个月，其余有8年、7年、6年、4年、3年不等。入馆时间不一，在馆时间有长有短，也有因事（调任、黜革、休致）提前离馆者。据笔者统计，康熙、雍正年间先后入馆的人员计90余人，康熙时实际人数与80人当有所出入。
［3］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康熙五十九年内阁大库档案《翰林院为查对武英殿等处所送生监人数》，档案号：164047-001。
续表
［1］此60人名单根据雍正四年吏部尚书孙柱奏折一一可考，值得注意的是，这60人，大部分为康熙集成馆所存留人员，少量为雍正时补入，与康熙时多有重复，故只说明职掌，概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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