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资料及经费来源优化

集成馆纂修万卷之《集成》，必须要有书籍资料，充足人员和物资方面的保障。关于书籍资料来源，金门诏《全韵诗·怀三馆吟》认为：“都宣瑶笈，图书出内厨。（圣祖朝诏修《古今图书集成》，颁内府藏书数百万卷，开馆试士。）”^[20]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四也认为：“康熙丙申开馆纂修《古今图书集成》……尽发内府书互相考证，七载成书。”^[21]可见，集成馆纂修《集成》，主要资料来自内府藏书。陈梦雷编纂《汇编》，所利用的资料主要是允祉协一堂私人所藏和陈梦雷个人藏书15000余卷，所利用的图书典籍主要是“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等有限资料，因而只能“只字不遗”“十亦只删一二”^[22]。而集成馆开馆纂修的资料基础如金门诏所言，达数百万卷，可谓充足，无疑保证了《集成》的编纂质量，使之成为“册府之巨观，为群书之渊海”^[23]。从现存的《集成》看，其资料的选录基本做到了雍正帝所称的“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24]。

关于《集成》引用书目的具体数字，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引用书目》四册，为清内府朱丝栏钞本，上有“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王氏二十八宿研斋祕笈之印”朱文长方印、“恭绰”朱文方印、“遐庵经眼”白文方印、“玉父”白文长方印。笔者2013年曾赴台湾“国家图书馆”调阅此书目，初步判断该书目可能是《集成》刻印时引用书目的汇总记载，十分珍贵。而根据裴芹的粗略统计，《集成》引录的典籍，“其种数也在3448种之上”；裴芹所编《古今图书集成方志书目辑录》统计《集成》引用的方志达1940种^[25]。《集成》收录的资料遍及古今，从时间下限看，已经到了康熙五十八年，如《明伦汇编·闺媛典》卷三二一记载：“康熙五十八年，邑人请有司奉旨建坊旌。”裴芹认为，《集成》收录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贵古贱今的倾向，比较重视引录包含清代政治、天文与医学方面新成果的工具书和学术著作。尤其是大量辑录清代官编图书，如《大清会典》、《万寿庆典》、《全唐诗》、六部则例等。甚至尚未完成编纂的书，如《大清一统志》《明史》，也大量见之于《集成》。如台湾学者杨家骆就从其中辑得万斯同《明史稿》700万言以及明末清初所修方志数十种。也有学者研究发现，《集成》收录了大量所谓“海西秘法”的西学著作，如《远西奇器图说》和《泰西水法》被收入《经济汇编·考工典》，《灵台仪像志》被收入《历象汇编·历法典》，这些都体现了《集成》汇通中西的资料收录原则。《集成·凡例》中宣称：“古人左图右史，如疆域山川，图不可缺也。即禽兽、草木、器用之形体，往籍所有，亦可存以备览观。或一物而诸家之图所传互异，亦并列之，以备参考。”国家博物馆藏有单印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图》110册，总计8654张图，规模庞大，绘刻精工。图像包括天文星象、疆域图记、山岳形势、神仙传奇、花草树木、禽虫鸟兽、青铜器皿、农桑水利、冠服配饰、乐律玉器、货币量具、仪仗礼器、城制苑囿、军阵战备、百家考工等各个方面，每图配以文字说明，足见《集成》收录资料之包罗万象。

如前所述，集成馆的物资保障是由武英殿修书处具体负责的。集成馆的经费也由武英殿修书处经办，修书处所有的库存银两、物料、书籍及开支情况，按月、季、年三种分别呈报一次，年终还须汇总缮成黄册呈览奏销。从档案看，武英殿修书处的经费来源前后发生了变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九“修书处领用官物并奏销”条载：“康熙四十三年奉旨，修书所用钱粮，不必向内库支领，于崇文门监督处赢余银两内，行取二千两办理，用完奏明再取。又议定，每年行取银两，给发修书翰林等饭食及匠役工价工食、并办买物料等项，均开造清册，于次年年终奏销。四十九年奏准，嗣后修书等所用物料，除库内有者行取应用外，库内无者，本处办买应用，照例入于次年清册奏销。雍正三年奉旨：武英殿修书处所用银两，著向内库取用。”^[26]可见，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三年，集成馆的经费由武英殿修书处经办，修书处则从崇文门监督处赢余银两中支领，各种纸墨物料则分别从内务府所属各司领取，各处无存，奏明采买。《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收录的《雍正三年十二月银库月折》，载有《集成》经费来源的珍贵资料：“镇国公允裪、散佚大臣委署内务府总管常明、传选（奏）：武英殿郎中巴实据侍郎蒋廷锡等文开，纂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办买物料并给匠役工价取银九百两。”^[27]此档案反映出《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载武英殿修书处经费取用从崇文门到内库的变化。这里清楚地表明，提出经费申请的是集成馆总裁蒋廷锡，办理《集成》经费报销的中间人是武英殿郎中，经费支出部门是内务府所属广储司银库。这些不仅反映出集成馆与武英殿修书处的协调关系，也说明集成馆的编纂、刷印、物料费用，武英殿无权决定，只是应集成馆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而已。(www.xing528.com)

雍正三年十二月，集成馆虽已闭馆，但所需费用仍然高达900两，那么，纂修近十年的集成馆总费用又是多少呢？《集成》半页9行，行20字，小字双行，行20字。全书共1万卷、1.6亿字，44400余页，平均每卷44页左右。^[28]纂修并刷印这样一部超大部头的类书，所需投入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都是极大的。雍正朝宠臣鄂尔泰曾先后蒙恩得到两部铜活字版《集成》，其子鄂容安所编《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称：“钦赐《古今图书集成》一万二千卷。……纂修六年书成，复增三年告竣，议叙官数十人员，费帑资百万余两。仅刷书六十部，板随刷随毁。”^[29]制作铜活字的工艺十分复杂，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挑选写字、刻字匠役，设立制作铜活字字钉的作坊，解决刻字刀具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还需要准备昂贵的铜料，所费不菲。翁连溪推算，“如按每人每月工银3两5钱计算，刻铜字人每天要刻5个铜活字，按每月30天算，共刻字150个，25万铜活字由50人镌刻要用近3年的时间”^[30]。三年的时间内制作100余万个铜活字，则需200多个刻铜字人。刻铜字人，每字工银二分五厘，比之木刻宋字（明体）、软字（楷体）的工资，几乎贵了几十倍^[31]。金属坚硬，比木板难刻得多，工价自然倍增。如果将内府铜活字制作和后来道光年间福建人林春祺的福田书海铜活字印书进行对比，我们就能获得更加直观的认识。林春祺从道光五年（1825）兴工镌刻铜活字，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完成，历经20载，终于刻成“楷书铜字大小各二十余万字”，即总计40余万个铜活字，“耗资二十余万金，辛苦二十年”^[32]。相较之下，内府要制作数量更加惊人的铜活字，所需花费自然是极大的。

根据内务府奏销档案，乾隆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庄亲王奏参武英殿官员滥行开销余平银事有：“查得武英殿康熙六十一年奏销档内，自四十三年起至六十一年计十九年，共领过崇文门银十五万三千五百两，并无余平，亦无细册可查。雍正元年至雍正三年，每年领过崇文门银六千两，亦无余平银。”^[33]加算起来，武英殿自康熙四十三年至雍正三年总共领过崇文门银近16万两，若集成馆的经费全部从此崇文门银中支取，扣除武英殿造办处等其他各馆的支出，则集成馆的经费总额约为10万两。根据何人龙密折，可知康熙时允祉领衔的诸馆需“岁每数万”，集成馆开销数额庞大，“每岁销耗钱粮十倍诸馆之数”^[34]，则集成馆每年花费近十余万两白银。关于集成馆日常事务所需的经费，史籍无载，但从后来的修书处支出情况看，例由余平银中支出，如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奏为将管理武英殿御书处官永忠等治罪事：“武英殿每年写刻装订书籍需用银三五千两至六七千两，每两得二三分平余不等，此项平余添补翰林厨房家伙，并各作凉棚以及各处刻字柏唐阿、匠役人等雇车、饭食等项应用，年终归总，呈堂存案。”^[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