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馆与武英殿修书处的优化协调

笔者在第二章中考证，集成馆设立的地点是在武英殿。而武英殿修书处作为内府常设的修书机构，负责具体的修书事宜，它与集成馆之间有何关系？许多学者认为，武英殿修书处设于雍正七年，而集成馆于康熙五十五年开馆，至雍正三年十二月闭馆，因此可以说，从时间上看，二者应该毫无关涉。也有学者认为，武英殿修书处所设置的职官如监造、库掌等，职衔较低，对集成馆不可能有领属管理的权力。事实是否如此？这就有必要考订武英殿修书处的设立时间与运作机制。

关于武英殿修书处设立的时间，学界有较大的分歧。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较早提出这一问题，他说：“按武英殿刻书，未知始于何时。今考《御定全唐诗》及《历代诗余》皆刊于康熙四十五、六年，而何义门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已兼武英殿纂修，则由来已久。”^[1]谢国桢则认为是康熙十二年：“到了康熙十二年，在武英殿内设立修书处，后来又改名为造办处，选拔词林翰苑名臣，招集工匠，在那里校刻殿本书籍。”^[2]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则认为：“武英殿修书处初为武英殿造办处，康熙十九年（1680）设。雍正七年（1729）改为武英殿修书处。”^[3]各家众说纷纭，究其缘由，主要是文献记载的差异，而考究者又习焉不察。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武英殿修书处” 条有：

康熙十九年奉旨，武英殿设造办处，设监造六人，派侍郎及司员经营，无定员。二十四年设笔贴式一人，四十一年增设笔贴式一人。四十三年奉旨，监造六人俱行裁汰。又复设监造六人。四十四年，增设监造六人。又奏准武英殿砚作归养心殿造办处。裁给监造二人。又奉旨增设笔帖式一人。四十八年，裁监造二人。又奉旨增设笔帖式一人。四十八年，裁监造四人。五十三年，增设监造二人。五十五年奉旨增设监造一人。五十七年奏准，珐琅作改归养心殿造办处，裁给监造一人。六十一年，露房归武英殿，增设监造一人，笔帖式二人。雍正二年，裁监造，设库掌三人，四年复设监造二人。六年，增设库掌一人。七年，铸给武英殿修书处图记，设委署主事一人。^[4]

学者大都根据此记载，断定康熙十九年设武英殿造办处，雍正七年才改名为武英殿修书处，换言之，雍正七年以前，只有武英殿造办处，并不存在武英殿修书处。笔者认为，此记载只是说“七年，铸给武英殿修书处图记，设委署主事一人”，即雍正七年给武英殿修书处铸造并发放图记，设置一名委署主事协助处理修书等相关事宜，并未说武英殿修书处于该年设立。事实上，按照清代官印制度，铸造印章并不一定表明机构或职官刚刚设立，给内府机构铸发印章往往晚于该机构设立的时间。如中正殿，康熙三十六年奉旨供奉佛像，迟至雍正七年才铸给图记，显然是机构体制成熟时才铸造图记。据故宫图书馆杨玉良的说法，武英殿修书处图记为满汉合璧的方形阳文印钤^[5]。到了晚清时期，仍有内府管理该图记的记载。

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咸丰二年（1852）内府抄本《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武英殿修书”条有：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奉旨设立修书处，由内务府王大臣总其成，下设兼管司二人，以内务府官员兼任。下又设正监造员外郎一人，副监造、副内管领一人，委署主事一人。掌库三人，委署掌库六人。^[6]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明确记载武英殿修书处设于康熙十九年十一月，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似乎是矛盾的。那么，《则例》是否错讹了呢？其实不然。

《钦定八旗通志》卷四五《职官志》载：

武英殿修书处，管理事务王大臣二人，监造一人正五品，副监造一人正六品，委署主事一人。库掌一人正六品，库掌三人正七品，笔帖式四人，委署库掌六人，拜唐阿十九人。员额康熙十九年定。^[7]

这里特别强调武英殿修书处“员额康熙十九年定”，也就是说康熙十九年就已经有武英殿修书处了。《钦定八旗通志》于雍正年间开始纂修，所言相当可信。

对比《事例》《则例》和《钦定八旗通志》三者所载职官设置，《钦定八旗通志》与《则例》所载职官一致，而与《事例》所载职官出入较大。如武英殿修书处“由内务府王大臣总其成，下设兼管司二人，以内务府官员兼任。下又设正监造员外郎一人，副监造、副内管领一人”；武英殿造办处则“设监造六人，派侍郎及司员经营，无定员”。武英殿造办处和武英殿修书处于同一年成立，但职官设置却有很大差异，说明二者并不是同一机构，而是存在隶属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朝文献档案中就屡次出现“武英殿修书处”，说明其在雍正七年铸给图记之前就已经存在，也证明了《则例》所说的“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奉旨设立修书处”符合史实。如“潘秉钧于康熙四十四年考取入京，十月调四朝诗修书处，书告成后，调子史精华修书处，四十八年四月又调武英殿修书处，本年六月给发钱粮，五十年四月告假回籍，前后效力五年七个月”。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翰林院为查对武英殿等处所送生监人数档案》称：“武英殿修书处咨送监生王宸俊等五人。”^[8](www.xing528.com)

此外，笔者找到了最直接的档案证据，可确证雍正七年铸造“武英殿修书处图记”，与设立武英殿修书处无关，而是为了内府旗人办事出入方便。内阁大库档案载，雍正七年十月二十日，镶白旗护军营为“前锋护军告假出门官防图记由”奏称：

镶白旗满洲咨为八旗兵丁及拜唐阿闲散人等：如有告假前往各省以及口外者俱令禀明该管官，详细声明存档，给领印票，回日缴销。如不领印票，私行前往，或领有印票私往别处者，俱鞭一百。^[9]

该件档案浮签注明：“前锋护军告假出门，照领催马甲拜阿等之例，由本甲喇章京印给官防图记，闲散人等告假，亦由本佐领押给图书印记。”考虑到内务府各处八旗兵丁及拜唐阿闲散人告假，需要给领印票、回日缴销，而隶属于内务府的武英殿等处原先并无衙门印章可供使用，出入管理十分不便，因此，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镶白旗护军营再奏：

内务府咨景运门值班统领：养心殿、武英殿、中正殿等七处，原无官防图记，应如护军统领所奏，各该处图记交广储司铸给。嗣后持有印信官防图记，方许拿出。如此看守禁门人员，亦不敢忽略。^[10]

由此可见，武英殿修书处与养心殿、中正殿等七处内务府机构，同时于雍正七年十一月由广储司铸造图记，铸造的缘由与旗人管理有关，与机构设立毫无联系。

关于武英殿修书处所在地，《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三根据《国朝宫史》“（武英殿）规制如文华门，前御河环绕石桥，三殿前后二重，皆贮书籍，凡钦定命刊诸书俱于殿左右直房校刻装潢，西北有浴德堂，为词臣校书直次，设总裁统之”，补充记载道：“（武英殿）西北为浴德堂，即旧所称修书处也，浴堂在其后，西为井亭。”^[11]按照此记载，康熙时修书处所在地很可能在武英殿浴德堂，而非武英殿大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武英殿修书处始设于康熙十九年十一月，隶属于武英殿造办处，与其后陆续裁撤的武英殿砚作、珐琅作、露房是平行部门，砚作、珐琅作、露房等裁撤后，剩下武英殿修书处等少数几个部门。随着武英殿修书处修书职能的加强，内务府为其铸造印章，升格为直属总管内务府下的专门刊书机构。武英殿造办处的设立早于养心殿造办处，因此囊括了修书、造办等各项职能，及至养心殿造办处成立，遂将部分职能移交出来，逐渐只保留了修书的主要职能。因此，开馆于康熙五十五年的集成馆，与始设于康熙十九年的武英殿修书处存在协调互动关系，从时间上说是合乎情理的。

关于武英殿修书处的职掌，《钦定八旗通志》卷四五载：“御书处、武英殿修书处、养心殿造办处均掌内廷书籍、典册、修造之事。”^[12]乾隆三十九年（1774）奉敕编撰的《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一载：“（增）康熙十九年始以武英殿内左右廊房共六十三楹为修书处，掌刊印及装潢书籍之事，钦命皇子及大臣总理之，提调、校对以翰詹官充。”^[13]该条根据《内务府册》档案所增，所言当可靠。《钦定日下旧闻考》是在朱彝尊《日下旧闻》的基础上补修而成的。文前加“增”字，表明非朱氏原书所有，乃后来所增。是否为康熙时的记载虽不能定，但至少是反映康熙时武英殿修书处职掌的难得史料。

至于康熙时武英殿修书处具体部门的权责设置，咸丰二年（1852）内府抄本《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有进一步的阐释：康熙时期“（武英殿修书处）设有书作、刷印作。书作司界划、托裱等职；刷印作管理写样、刊刻、刷印、折配、装订等职。有拜唐阿十九名，委署领催四名。另设匠役若干，分别为书匠、界划匠、平书匠、刷印匠等，共八十四人，分办各作之事。”^[14]而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原定铜字库，库掌一员，拜唐阿二名，专司铜字、铜盘及摆列等事。雇摆字人，每月每人工食银三两五钱。刻铜字人，每字工银二分五厘。”^[15]《集成》为铜字刷印，乾隆以后并无内府铜字刻印，可见该记载反映的是康熙时期武英殿修书处之事。这里的铜字库亦即铜字作，乾隆九年内务府奏销档有武英殿修书处职官的相关记载，康、雍时期无定额，到了乾隆四十三年基本形成了定制。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康熙时期武英殿修书处的机构设置情况，即武英殿修书处下设监造处，监造处管理书作、刷印作和铜字作（即铜字库）。书作负责书籍的界划、托裱等；刷印作管理写样、刊刻、刷印、折配、装订等；铜字作则负责铜字、铜盘及摆列等事，雇佣摆字人和刻铜字人。

康熙时期，常有各类书馆在武英殿编纂典籍之事。关于武英殿修书处与修书各馆的关系，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一文有精辟的论断：“二者的隶属关系不同，分工各异。但总的任务是一个，都是为清代皇帝纂刊书籍。前者是刊刷、装潢书籍的出版发行机构，后者是书籍的编纂、修订单位，彼此关系甚密。”^[16]具体到集成馆，实际情形也颇为类似，集成馆负责《集成》的编纂、校对工作，而武英殿修书处则负责《集成》的刊印、折配、装潢、颁发等事宜。档案所见，雍正三年十二月集成馆已经闭馆，纂修人员皆令出馆，但《集成》的刊印、装潢工作却一直在进行，迟至雍正六年才完成全部的刊印工作。

康熙朝集成馆中，大部分的纂修人员都是负责《集成》的分纂、分修工作，而雍正朝集成馆的人员分工，则有分书收书登记、校阅兼续纂、磨对刷印、收查卷页号数、校对补改、查理一应校对书籍等^[17]。大体而言，都是负责《集成》的纂修、校对工作，而《集成》的刷印、装潢等事宜，则由武英殿修书处具体完成。

关于《集成》铜活字的制作地点，清人吴长元《宸垣识略》云：“武英殿活字板处在西华门外北长街路东，长元按：活字向系铜铸。”^[18]认为铜活字制作地点在武英殿。《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七一云：“乾隆三十八年春，创制活字板，赐名聚珍，置局西华门外北长街路东，排印各书，事亦隶焉。”《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三《京师志》载：“乾隆三十八年创置活字板，锡名聚珍，置局西华门外北长街路东，排印各书。”^[19]《宸垣识略》系根据康熙年间朱彝尊所编《日下旧闻》和《日下旧闻考》两书提要钩玄、去芜存菁而成。对比以上活字版处的两则记载，吴长元《宸垣识略》很有可能抄自《钦定日下旧闻考》，且对后者有所发挥，因其将乾隆聚珍馆和康熙铜字馆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