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馆开馆时间调整及考订工作

长期以来，学界对集成馆是否开馆存在很大的疑问，随着有关集成馆宫中档案的发掘和公布，集成馆开馆这一事实逐渐被学者所接受，但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析。

关于集成馆的开馆时间，《十朝诗乘》称：“《古今图书集成》设馆于康熙丙申，历廿载告成。书分六大部，为典凡三十六。备员纂修者如其数。人专一典，时谓之‘集成馆’。”^[1]康熙丙申即康熙五十五年（1716），这则资料屡次被学界引用，以此证明集成馆开馆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实际上《十朝诗乘》的作者郭则沄为清末民初人，书中所摘录的资料来源不明，无法下此定论。笔者认为，探讨集成馆的开馆时间，最可靠的资料莫过于当时人、当事者的说法。

集成馆纂修人员诗文集中留下了不少记载，前文所引黄子云《长吟阁诗集》萧翀序：“丙申间，陈省斋先生为古今图书集成馆总裁，闻野鸿名，招共纂修，因入都。”^[2]丙申即康熙五十五年，当时陈梦雷已被任命为集成馆总裁，并选拔纂修人员参与编纂。关于黄子云入都为集成馆纂修之事，沈藻采所编撰《元和唯亭志》的记载可作为旁证：“康熙五十五年，开图书集成馆，总裁陈梦雷闻子云名，招共纂修。因渡江得句云：‘一江风浪里，百代是非间。’为梦雷称赏。”^[3](www.xing528.com)

其他纂修人员如徐曰模、刘克一、杨绾等人皆于康熙五十五年入馆，方志记载为探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乾隆《博野县志》卷六：“徐曰模，字范兹，……二十九岁登康熙甲午科贤书，次年赴春闱。适同号程生持经艺就质号役，告之当事，因下吏，诚邸闻之立传讯得白，遂留邸教习。当是时王总裁集成馆，书局延揽名流，游其门者通显可立致，而曰模守株且十载，确乎不拔，自处泊如也，王以此益重其为人。”^[4]乾隆《博野县志》卷六：“刘克一，……康熙辛卯登贤书，……入古今图书集成馆。克一以孝廉纂修集成馆十有余载。”^[5]乾隆《遂安县志》：“黄云鸿，字仪云，十八都人，性嗜古，弱冠辄称淹博，品慨磊落英奇。康熙己卯游京师，考内廷教习，钦赐第二，陈少谱试中州，聘入衡文，丙申岁效力集成馆。”^[6]光绪《嘉兴府志》卷六一载：“杨绾，字自昆，号栗斋，康熙五十五年以国子生充《图书集成》分纂。”^[7]此外，档案为探讨集成馆开馆时间提供了最真实可靠的记载。《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收录了不少集成馆纂修人员的重要资料。《档案全编》所记，在馆时间最长且明确可考者是刘国杰和王颖梁。《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雍正朝》第15册载：“刘国杰，河南卫辉府滑县人，年四十三岁……在古今图书集成馆效力九年六个月，告成议叙，以知县即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雍正朝》第11册又载：“王颖梁，江南松江府华亭县人，年五十七岁，由监生考职州同，在古今图书集成馆修书效力行走九年六个月，议叙以知县用。”^[8]集成馆闭馆于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此倒推，集成馆开馆时间不应晚于康熙五十五年六月。根据当时集成馆纂修人员的相关自述及记载，结合《汇编》的进呈时间，可以确定集成馆设立于康熙五十五年三月间。

厘清集成馆的开馆时间，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集成馆开馆前，陈梦雷所编类书原名《汇编》，后来为什么改称《古今图书集成》，又改自何人？如前所述，陈梦雷《启》提及，允祉希望编纂一部“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的类书，但限于资料，后来成书的《汇编》资料只收录到明代。对于这一遗憾，陈梦雷当时就提出将来进呈《汇编》，“赐发秘府之藏，广其未备”，利用内府藏书，突破资料限制，弥补《汇编》“有古无今” 的缺陷。雍正帝评价乃父所编《集成》：“《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例，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今古，汇合经史，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备具，洵为典籍之大观。”^[9]着重强调了《集成》“贯穿今古，汇合经史” 之成效，这也可能是《古今图书集成》得名的最初原因。雍正帝称《集成》乃是康熙帝“钦定条例”，是否有夸大之嫌？实际上，康熙帝正是《集成》的命名者。集成馆纂修人员金门诏，被允祉委以重任，在集成馆中任领袖纂修，金氏有《古今图书集成馆吟》，纪实性地记述了集成馆的一些情况，其中就有“集成部类划，分列古今涂，钦定嘉名锡，亲裁圣意愉”^[10]。康熙帝的“钦定”之功，看来是存在的，《集成》的完整名称是“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也表明《集成》是康熙帝亲自命名，下令开馆纂修的。如《集成》卷首就有蒋廷锡的《奉敕恭校圣祖仁皇帝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告竣》表文，康熙五十九年内阁大库档案中也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馆” 之称。此外，《汇编》原是“汇编者六，为志三十有二，为部六千有零”^[11]，这样一种汇编-志-部的三级类目体系，从最后成书的《集成》看，基本没有改变，只是将《汇编》之“志”改为“典”。这一变化，笔者认为是集成馆开馆之时修改体例所造成的，《古今图书集成馆吟》所谓“典分三十六，类别千万殊”^[12]。也就是说，《集成》体例在集成馆开馆之时已经确定下来，这样便于《集成》纂修的顺利进行。而从陈梦雷3600余卷的《汇编》到开馆纂修的万卷《集成》，万卷的规模与“集成”之称若合符节，充分体现了大清帝国的气魄和雄心，符合帝王标榜文治的心理。虽暂无明确史料印证，但笔者认为《集成》10000卷的卷帙规模很可能也是康熙所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