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的起源和编纂过程

根据裴芹、詹惠媛等人的已有研究，《集成》的编纂先后经过《汇编》初稿、《汇编》修订稿、康熙初次开馆定稿、雍正重行开馆校订稿^[32]等几个稿本过程。其中，《汇编》的初稿和修订稿是由陈梦雷凭借个人之力编纂而成，与康、雍二朝开馆官方纂修的性质明显不同。可以说，《汇编》是《集成》的最初雏形，为《集成》的最后成型奠定了基础。厘清其中的渊源所在，就有必要探究从《汇编》到《集成》的历史过程。

《汇编》的编纂缘起与陈梦雷的个人际遇、人生沉浮密不可分。陈梦雷（1650—？），字则震，一字省斋，福建闽县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及第，十一年（1672）授翰林院编修，十二年（1673）回乡省亲，逢耿精忠叛乱，请陈梦雷共谋，陈梦雷佯病，与李光地共谋，设计送蜡丸给清廷。三藩之乱平定后，李光地因送腊丸青云直上，却隐瞒了陈梦雷的功劳，陈梦雷最终以从逆治罪，后经康熙下旨减刑免死，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流放沈阳尚阳堡。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帝东巡奉天，陈梦雷献诗称旨。康熙再次施恩，将陈梦雷召回京师。陈梦雷于十二月进京，给房给衣，暂住椒园教书。康熙三十八年（1699）夏入懋勤殿侍皇三子允祉读书，康熙三十九年（1700）五月到允祉王府行走，成为重要幕僚。康熙帝也曾三次赐御书给他，对他有“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33]之赞，陈梦雷受宠若惊，遂以“松鹤老人”自号，将其诗文集命名为《松鹤山房诗文集》。允祉也赐衣赐园给他，可谓待遇优厚，异于常人。

康熙帝和允祉给了陈梦雷相当的礼遇和优裕的生活条件，陈梦雷深为感激，在入允祉王府后渐渐萌生了编纂一部大类书以报答一二的打算。经过一番酝酿准备，他于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开始编纂《汇编》。《松鹤山房文集》卷二载有陈梦雷的《进汇编启》（以下简称《启》），详细阐述了《汇编》开始抄写和成书的时间、材料基础、组织结构及卷帙规模、编纂的起因和目的等：

为恭进汇编目录、凡例，冒恳慈恩代奏，乞赐暇回乡，省视父母坟墓，愿得终身图报事。雷以万死余生，蒙我皇上发遣奉天，又沐特恩召回京师侍我王爷殿下笔墨，恭遇我王爷殿下睿质天纵，笃学好古，礼士爱人，自庆为不世遭逢，思捐顶踵图报万一，无奈赋命浅薄，气质昏愚，读书五十载而技能无一可称，涉猎万余卷而记述无一可举。深恐上负慈恩，惟有掇拾简编，以类相从，仰备顾问。而我王爷聪明睿智，于讲论经史之余，赐之教诲，谓《三通》《衍义》等书详于政典，未及虫鱼草木之微；《类函》《御览》诸家，但资词藻，未及天德王道之大。必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勒成一书，庶足大光圣朝文治。雷闻命踊跃，喜惧交并，自揣五十年来无他嗜好，惟有日抱遗编，今何幸大慰所怀。不揣蚊力负山，遂以一人独肩斯任，谨于康熙四十年十月为始，领银雇人缮写。蒙我王爷殿下，颁发协一堂所藏鸿编，合之雷家经、史、子、集，约计一万五千余卷。至此四十五年四月内书得告成。分为汇编者六，为志三十有二，为部六千有零。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删一二。以百篇为一卷，可得三千六百余卷，若以古人卷帙较之，可得万余卷。雷三载之内，目营手检，无间晨夕，幸而纲举目张，差有条理。谨先誊目录、凡例为一册上呈。伏惟删定赞修，上圣之事，雷何人斯，宁敢轻言著述？不过类聚部分，仰待我王爷裁酌，或上请至尊圣训、东宫殿下睿旨，何者宜存，何者宜去，何者宜分，何者宜合，定其大纲，得以钦遵检校。或赐发秘府之藏，广其未备。然后择于江南、浙江都会之地，广聚别本书籍，合精力少年，分部雠校，使字画不至舛讹，缮写进呈，恭请御制序文，冠于书首，发付梓人刊刻。较之前代《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广大精详何止十倍？从此颁发四方，文治昭垂万世，王爷鸿名卓越，过于东平、河间。而草茅愚贱，效一日犬马之劳，亦得分光不朽矣！而更有冒昧上请者，雷自康熙十八年入京至今共二十八载……伏惟我王爷殿下天地父母之心推皇上以孝治天下德意，乞代为奏请，使得暂假归乡一哭。^[34]

对于陈梦雷《启》所涉及的几个问题，需要辨析以下几点。

首先，关于《启》的撰写时间。裴芹、杨玉良等先生已作考证^[35]，但学界仍存争议，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和康熙四十八年（1709）之歧说。笔者在前人基础上总结考辨，认为此《启》应写于康熙四十五年四月。一则，根据《启》所提及的“至此四十五年四月内书得告成”，“至此”应指陈梦雷进献《启》的时间，即康熙四十五年。二则，《启》中对允祉的称谓，数次提及“王爷殿下”“王爷”。清代宗室男子爵位共分十二级，前四级分别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一般而言，和硕亲王和多罗郡王都可称作“王爷”，而允祉于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诚郡王。康熙三十八年九月，以在敏妃丧百日中剃头，降贝勒。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晋诚亲王。按照常理，《启》称“王爷” 当在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允祉晋诚亲王的之后，但文献记载中，也有称贝子为王爷的先例。如《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卷三：“（允禟）从前诈取明珠家银百万余两，将应赔钱粮抗不还项，携带数万金前往西宁，要买人心，所以地方人等俱有九王爷之称。伊不过一贝子耳，何尝一日得居王位？尚未及贝勒职分，又安得漫称为王？无耻卑污之至，情甚可恶，洵属不识臣子大义悖乱之人。允禟著革去贝子，撤其佐领属下。并行文陕西督抚，嗣后仍有称允禟为九王爷者，定行提拿，从重治罪。特谕。”^[36]这虽是不许贝子称“王爷”的例子，但也可证在私下场合，康熙时仍有称贝子或者贝勒为王爷的做法，更何况陈梦雷是允祉的重要幕僚，允祉也曾在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诚郡王，虽然随后被夺去郡王之爵，但幕僚在私信中依照先前惯例继续尊称他为“王爷”应该也是可能的。另外一个例证是，《松鹤山房文集》载有陈梦雷的一篇《告假疏》（以下简称《疏》），未署日期，《疏》后有陈梦雷特意加写的识语，云：“此疏修于丙戌（康熙四十五年）之秋。再三哀恳吾王，未蒙赐允，竟未得达天听。从此遂患心痛之疾。”^[37]《启》中也有告假的内容，对比两疏，内容文辞相当一致，特别是《启》文后说“雷自康熙十八年入京至今共二十八载”，《疏》言“臣今年五十有六，离家已二十八载”^[38]，所言离家（即入京）时间一致，都是28年，加算起来，正好是康熙四十五年。对这一时间的准确判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汇编》的编纂进程。

其次，关于《汇编》的编纂缘起。《启》说得很清楚：一则，为了报恩，陈梦雷以负罪之人，屡受康熙及皇三子允祉厚待，因此想借编书报答一二，即是《启》所说的“深恐上负慈恩，惟有掇拾简编，以类相从，仰备顾问”。二则，编纂《汇编》的直接动因是，允祉在讲论经史之余，论及《三通》等书详于政典，略于虫鱼草木之微，《太平御览》等书有资词藻，却未及天德王道之大，不尽如人意。因此陈梦雷主动提出编纂一部“大小一贯，上下古今，类列部分，有纲有纪” 的大类书。应该说从一开始，允祉就是《汇编》的主要推动者，他给陈梦雷编书提供了协一堂的私人藏书、雇人抄写所需的钱粮等诸多便利，有力保证了编书活动的顺利进行。三是，陈梦雷个人有这样的夙愿和抱负。《松鹤山房文集》卷一〇收有《重修郑夹漈先生草堂序》：“莆中郑夹漈先生当绍兴偏安之日，谢仕遗荣，读书山中，得以究极天人礼乐之全，下及山川草木虫鱼之细，贯串百家，成《通志》一书，使论次者得以搜求故实，志学者得以考究前闻，遂与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三书并峙宇宙。盖其为功于世道人心伟矣！余幼年不自揣量，谬思合三书之长，更为之标纲区目，绘图立表，以扩其所未备而续其余。乃洊经多难，欲求如夹潦先生之闭户深山，百城坐拥，以进退千古，虽一日不可得，忽忽无成而身亦将老矣。”^[39]对陈梦雷的深意，得一道人看得真切，评论道：“借题以发胸中所欲言。未几，大愿得售，遂使宇宙间成大不朽事业。真快事也。”^[40]此“宇宙间成大不朽事业”正是后来成书的《汇编》（其时尚未命名为《集成》）。此序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在康熙四十年（1701）以前，也就是说，陈梦雷想要编纂一部大类书的想法，早已有之，并非始自康熙四十年其着手编纂《汇编》之时，也并非始自康熙三十八年由辽东返回京师之时。可见，陈梦雷本人早年就想效仿乡贤郑樵，编写出一部像《通志》一样“究极天人礼乐之全，下及山川草木虫鱼之细，贯串百家” 的大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珍认为，在陈梦雷身上，鲜明地体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也是功利的。他赦还京师后20多年中，没有官职名分，在政治舞台上是一位边缘人，但依然追求修齐治平理想，“素以天下为己任”，对朝政时事极为关心。他不甘心在与李光地的较量中始终处于劣势，从事修纂等文事，企图借助储位之争，实现人生抱负。^[41](www.xing528.com)

再次，关于《汇编》的体例、编纂时间、资料来源。陈梦雷康熙四十五年《疏》有进一步的阐述：

臣今年五十有六，离家已二十八载……卧病经旬……虽读书五十余年，阅历不止万卷而不能举其一二，深恐上负皇子贝勒使令，是用竭力于数年之内，皆自黎明，以至三鼓，手目不停，将家中所有书籍万余卷，自上古至元、明，皆按代编次，共分类为六千余，约可及三千六百余卷。臣以独立检点，所抄写之人，字画粗率，未及校正，舛误之字尚多。然此书规模大略已定。先将凡例、目录誊写进呈皇子贝勒，其中或存或删，或分或合，俟贝勒裁定之后，聚集多人，细加雠校誊清，进呈御览，得蒙我皇上指示，方可成书。而臣数载之中，亦已精力俱竭，耳目俱昏，非稍休息则元气不能自支是用，沥血冒恳我皇上弘慈，乞暂赐臣回乡，往返不过七八月。……

此疏修于丙戌（康熙四十五年）之秋。再三哀恳吾王，未蒙赐允，竟未得达天听。从此遂患心痛之疾。梦雷谨识。^[42]

如前所证，《启》写于康熙四十五年四月，《疏》写于康熙四十五年之秋，时间相差数月，二者结合起来考析，《汇编》的相关情况或许可以更加明晰。首先是《汇编》的体例，《启》言“分为汇编者六，为志三十有二，为部六千有零”，这里清楚地说明，陈梦雷《汇编》所做的工作包括：拟定凡例、目录，制定体例即汇编-志-部的三级类目等。《启》提到的凡例、目录可能在编纂之前已经编制完成，要完成《汇编》这样的一部大类书，没有提前设计好的体例是不合实际的。关于材料来源，《启》说：“蒙我王爷殿下，颁发协一堂所藏鸿编，合之雷家经、史、子、集，约计一万五千余卷……‘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删一二。”《疏》则说，“将家中所有书籍万余卷，自上古至元、明”。这表明陈梦雷先是以自己藏书和允祉的藏书共15000余卷为基础编纂的，择取的材料包括“十三经”“二十一史”等经、史、子、集文献，收录的范围较广。需要注意的是，《汇编》收录资料的下限是明代，不包括清代，亦即有古无今，这与后来开馆编纂的《集成》包罗古今的资料收录范围有所不同，可见从《汇编》到《集成》，编纂方针仍有较大的改变。另外，《启》和《疏》都提出了对进一步修订的设想与要求。《疏》言：“俟贝勒裁定之后，聚集多人，细加雠校誊清，进呈御览。”《启》说：“或上请至尊圣训、东宫殿下睿旨，……赐发秘府之藏，广其未备。然后择于江南、浙江都会之地，广聚别本书籍，合精力少年，分部雠校，……缮写进呈，恭请御制序文，……发付梓人刊刻。”二者都表明，陈梦雷对《汇编》的编纂、修订和刻印事先即有严密之计划，最终目的是由允祉上呈给康熙帝，恭请御制序文，刊刻印行。从后来的情况看，设立集成馆基本上也是按照陈梦雷的这一设想进行的，可以说为集成馆的设立和运作已经提前做了很好的铺垫。

最后，关于陈梦雷编纂《汇编》的具体卷数，康熙诏开集成馆最后定稿的是10000卷，《启》言：“以百篇为一卷，可得三千六百余卷，若以古人卷帙较之，可得万余卷。”似乎给人一种印象，《汇编》根据“颁发协一堂所藏鸿编，合之雷家经、史、子、集，约计一万五千余卷”编纂，即达到了万余卷，换而言之，《集成》开馆编纂从篇幅而言，并未突破《汇编》，只是做了小幅度的增删。笔者认为，陈梦雷的《汇编》应该只是他在《启》中所说的“以百篇为一卷，可得三千六百余卷”，事实上，见过《汇编》原稿的陈梦雷友人都只称“三千余卷”或者“三千六百余卷”，这也反映出《汇编》在时人看来就是这样一个规模而非万卷，从15000余卷中摘出10000卷的条目来，恐怕也有选录过多过滥之嫌。如奉天李炜所写康熙四十八年序言：“凡有关于道统治化，象纬典制者悉考订为汇编，为卷三千六百有奇。”^[43]康熙五十二年十月朔，钱塘乔逸人序《松鹤山房诗文集》云：“（陈梦雷）诗文在闽中作者，多余所鉴定。其在留都及京邸之作与夫《汇编》之纂，余亦尝寓目焉。”^[44]王掞的序说：“同年陈省斋先生间关塞外十有余年，蒙恩赐还，召入禁，近侍诚亲王殿下辅导，先后以文章为职业。先生于是研精覃思，撰集类书三千余卷，牢笼三才，囊括万有，此书成，于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洵不朽之盛业矣。”^[45]长白能吉图之序则说：“闻蒙恩赐还，召入内廷侍皇三子殿下辅导，先后以文章为职业。先生学博而精，事简而当，善体人情，曲尽物理，覃详研思，撰集汇编三千余卷，剖裂三才，囊括万有，自汉唐以来未曾有，而复以忠孝节义之怀散而见之于篇什。”^[46]从《集成》收录资料之广博繁复和集成馆纂修人员的具体分工来看，万卷《集成》绝不可能是对《汇编》简单的删改，卷帙规模也非《汇编》所能比。从收录内容看，《集成》大量补充了清代的文献材料，尤其是方志、则例、谕旨等官编书籍。补充的材料有些是康熙五十五年以后才产生的，由此可以证明它们是开馆后修订时加进去的，补充的内容几乎涉及所有的典、部。平心而论，万卷规模《集成》的编就，有陈梦雷发凡起例、编纂“三千六百余卷”的贡献，也离不开其他纂修人员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