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代王朝兴衰史，文治与武功并重，“成为衡量王朝兴衰、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志”[22]。统治者多标榜文治，特别是在王朝鼎盛时期，统治者倡导“稽古右文”政策，而其有效手段和常用方法就是大规模地整理、编纂典籍，盛世修书。清代是政治、经济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印刷发达的环境下，封建文化发展达到新高峰。清代的统治者特别是康熙帝大力提倡“稽古右文”，兴儒尊贤，编纂典籍。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初八日康熙帝在经筵中下旨议叙学士张英、高士奇等人，并特别提到其目的在于“以副朕崇儒重道，稽古右文至意”[23]。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康熙帝下诏广搜图书典籍，重申“稽古右文”政策：“谕礼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盖以广见闻而资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艺文，晨夕披览。虽内府书籍，篇目粗陈，而裒集未备。因思通都大邑，应有藏编，野乘名山，岂无善本。今宜广为访辑，凡经史子集，除寻常刻本外，其有藏书秘录，作何给值采集及借本抄写事宜，尔部院会同详议具奏。务令搜罗罔轶，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24]正是在清初统治者“稽古右文”政策的倡导下，一股编书之风油然兴起。
清代所编典籍数量，据《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及后来的王绍曾所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统计，共计74951种，数量相当惊人。早在入关前，满族统治者高度认同汉族历史文化传统，以承继者的身份致力于汉文历史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编纂。努尔哈赤敕编有《明会典》《素书》《三略》，作为其施政用兵的参考。皇太极组织翻译《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武经》等大量的汉文典籍，节译辽、金、宋、元四史。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顺治帝谕令设立“大训馆”编纂《顺治大训》：“朕惟平治天下，莫大乎教化之广宣；鼓动人心，莫先于观摩之有象……兹欲将历代经史所载，凡忠臣义士、孝子顺孙、贤臣廉吏、贞妇烈女及奸贪鄙诈、愚不肖等，分别门类，勒成一书，以彰法戒，名之曰《顺治大训》。”[25]该年四月，顺治帝又下谕旨：“《实录》业已告成，朕欲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分别义类，详加采辑，汇成一编，朕得朝夕仪型，子孙臣民，咸恪遵无，称为《太祖圣训》《太宗圣训》。”[26]康熙帝文治武功，下令编纂的典籍有《子史精华》《皇舆全览图》《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广群芳谱》等，数量达60余种，2万余卷。这些官修典籍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即皆在皇帝的授意下进行，大多经过皇帝的审定和撰序，敕编之典籍从内容到形式都多少渗透着当朝统治者的政治倾向和意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政治需要和文化导向。
清代官方编纂典籍，大都由独立的修书机构具体负责。清代的修书机构进一步完善，修书各馆名目繁多。对于清代修书各馆的类型，杨玉良的《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乔治忠的《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以及沈原的《清代宫廷的修书机构》均有精深的研究。一般而言，内府修书各馆可分为：常开之馆，如国史馆、方略馆、起居注馆等；例开之馆，如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律例馆、则例馆等；特开之馆，如明史馆、会典馆、三通馆、三礼馆、一统志馆、古今图书集成馆、明纪纲目馆、四库全书馆等；阅时而开之馆，如会典馆、功臣馆等。[27]沈原则把修书各馆分为内廷和外朝：内廷常设修书机构有书房、文馆、内三院、内翻书房、南书房、尚书房、方略馆、武英殿修书处等，外朝则有起居注馆、国史馆以及各种临时性书馆。[28]康熙十九年（1680）以后，武英殿修书处成为内府重要的修书机构。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咸丰二年（1852）内府抄本《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武英殿修书处条有：“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奉旨设立修书处，由内务府王大臣总其成，下设兼管司二人，以内务府官员兼任。下又设正监造员外郎一人，副监造、副内管领一人，委署主事一人。掌库三人，委署掌库六人，设有书作、刷印作。书作司界划、托裱等职；刷印作管理写样、刊刻、刷印、折配、装订等职。有拜唐阿十九名，委署领催四名。另设匠役若干，分别为书匠、界划匠、平书匠、刷印匠等，共八十四人，分办各作之事。”[29]而康熙末年开设的集成馆就是临时性的修书馆，在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方面对清代修书各馆的体制有所继承，因其开设较早，又有其独特性。(www.xing528.com)
《集成》的编纂，离不开清初编纂类书这一浓厚的文化氛围。清代的类书编纂数量并不逊于明代，尤其是官方所编类书，大都集中于雍正以前，清初出现了官修大型类书的盛况。康熙朝所编类书，按《四库全书总目》所载，就有《渊鉴类函》450卷、《佩文韵府》444卷、《佩文韵府拾遗》112卷、《骈字类编》240卷、《分类字锦》64卷以及《子史精华》160卷等。康熙帝日理万机之余，尤其重视以类书作为资政的工具查找资料文献。在《集成》之前，康熙帝即以“类书从无善本，惟《唐类函》略称赡备，宣推其体例，漱润增华”[30]，敕令儒臣张英等人，以《唐类函》为蓝本，参以《太平御览》、二十一史、子集稗编等编成《渊鉴类函》450卷。康熙帝为之作序云：“然则类书之作，其亦不违于圣人立言之意与！……学者或未能尽读天下之书，观于此而得其大凡，因以求尽其始终条理精义之所存，其于格物致知之功，修辞立诚之事，为益匪浅鲜矣。”[31]孔子没有著书立说，而删编众书，康熙引圣人所为之例，以述而不作之典故，大力组织编纂大型类书，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集成》开馆编纂奠定了基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