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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资料来源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时间:2023-07-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历史研究能否顺利开展有赖于资料的丰富程度,尤其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对推动相关研究至为重要。以往的《集成》研究主要是利用康雍朝朱批奏折、陈梦雷《松鹤山房诗文集》,所得资料较为有限。除此之外,笔者曾多次赴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搜集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集成馆资料,为开展此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0]詹惠媛:《〈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回顾》,《汉学研究通讯》2008年第27卷第3期,第16—29页。

丰富资料来源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历史研究能否顺利开展有赖于资料的丰富程度,尤其是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对推动相关研究至为重要。以往的《集成》研究主要是利用康雍朝朱批奏折、陈梦雷《松鹤山房诗文集》,所得资料较为有限。实际上,弄清集成馆的兴废原委、纂修人员的履历等问题,需要扩大史料挖掘的深度和广度,从看似零碎的史料中拼合出集成馆的整体面貌。近些年来,上谕档、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等大量史料及集成馆纂修人员文集等资料的整理、影印出版,为我们解决以前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保障,为探索集成馆的整体面貌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具体来说,从内务府档案、军机处档案、朱批奏折中可以发掘出集成馆开设、运作以及铜活字刊刻的重要谕旨、奏折,从方志等资料中可以梳理出集成馆纂修人员的行历和参与集成馆工作的具体细节,从文集、家谱资料中可以寻找到金门诏等集成馆纂修人员典型的个案材料。除此之外,笔者曾多次赴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搜集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集成馆资料,为开展此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清〕张廷玉:《澄怀园语》卷一,清乾隆刻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

[2]〔清〕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三三,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内府刻本。

[3]〔清〕弘历:《御制诗四集》卷四八,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内府刻本。

[4]〔清〕法式善:《陶庐杂录》卷四,涂雨公点校,中华书局,1959,第111页。

[5]〔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781页。

[6]〔清〕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0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80页。

[7]据统计,《集成》篇幅为《大英百科全书》的4倍。参见张旭光:《文史工具书评介》,齐鲁书社,1986,第469页。

[8]〔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46页。

[9]《汇编》编纂过程中得到亲王允祉的大力支持,也有半官方的性质。

[10]詹惠媛:《〈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回顾(1911—2006)》,《汉学研究通讯》2008年第27卷第3期,第16—29页。

[11]关于学界对《古今图书集成》的研究论著,可参考裴芹的《〈古今图书集成〉研究论著目录》(载《文教资料》1994年第1期)以及台湾詹惠媛的《〈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回顾(1911—2006)》(载《汉学研究通讯》2008年第27卷第3期,第16—29页)。

[12]万国鼎:《古今图书集成考略》,《图书馆学季刊》1928年第2卷第2期,第235—245页。

[13]袁同礼:《关于图书集成之文献》,《图书馆学季刊》1932年第6卷第3期,第403—406页。

[14]张崟:《古今图书集成再考》,《新中华》1936年第4卷第4期,第17—26页。

[15]谢国桢:《陈则震事辑》,载《明清笔记谈丛》,中华书局,1960;胡道静:《〈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况、特点及其作用》,《图书馆》1962年第1期;王钟翰:《陈梦雷与〈古今图书集成〉及助编者》,《燕京学报》2000年第8期,亦载氏著《清史余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杨玉良:《〈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拾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裴芹:《〈古今图公集成〉康熙敕命开局编纂说质辨》,《文献情报学刊》1990年第4期以及《〈古今图书集成〉编纂考》,载《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詹惠媛:《〈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体制研究》,载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八编,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苗日新:《熙春园·清华园考——清华园三百年记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16]胡道静:《〈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况、特点及其作用》,《图书馆》1962年第1期,第32页。

[17]杨玉良:《〈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拾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第34页。(www.xing528.com)

[18]裴芹:《〈古今图书集成〉编纂考》,载《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第27、41页。

[19]〔清〕梁章钜:《归田琐记》卷四,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20]王钟翰:《陈梦雷与〈古今图书集成〉及助编者》,《燕京学报》2000年第8期,第198页。

[21]杨玉良:《〈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拾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第32—35页。

[22]择其重要者,主要有张秀民:《清代的铜活字》,原刊《文物》1962年第1期,亦载《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第252页;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卢秀菊:《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业》,载《中国图书文史论集》,现代出版社,1992,第33—74页;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编:《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紫禁城出版社,1995;范景中:《铜活字套印本〈御制数理精蕴〉》,《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亦载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2辑;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翁连溪:《谈清代内府的铜活字印书》,《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图录》,北京出版社,2004,附录一,第43页;宋淑洁:《清代武英殿刻书研究——兼论殿本书籍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曹红军:《〈古今图书集成〉版本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3期;裴芹:《陈梦雷“校正铜版”释考》,《文献》2009年第4期。

[23]裴芹:《咨询,请教——关于〈松鹤山房诗文集〉铜活字》,载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lwtj/content/peiqin_gyshsfswjthz.htm。

[24]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杜,1990,第303页。

[25]张秀民:《清代的铜活字》,载《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第251页。

[26]徐忆农:《活字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139—140页。

[27]〔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第55页。

[28]〔清〕包世臣:《安吴论书》,咫进斋丛书第2集,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

[29]麦高文、儒连的说法参见英国翟斯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导言,1911年伦敦出版。转引自张秀民:《清代的铜活字》,载《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第252页。

[30]张秀民:《清代的铜活字》,载《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第252页;卢秀菊:《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业》,载《中国图书文史论集》,现代出版社,1992,第33—74页;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第92—97页。

[31]〔清〕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九九,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

[32]〔清〕弘历:《御制诗四集》卷二二《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有序》,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武英殿刻本。

[33]如成海应《燕中杂录·书籍·图书集成》就全文转引了乾隆的说法。载《研经斋全集·外集》卷六七,《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第258页。转引自金镐:《〈古今图书集成〉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东华汉学》2010年第11期,第241—272页。

[34]张秀民、韩琦:《中国活字印刷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第88页。

[35]见裴芹:《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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